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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中国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报告

Published at: 2015年第1卷第S1期

陈文森 1
1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关键词:

摘要

好文章是点评出来的。今年7月份,科研时间旗下的Annals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ATM)杂志将重磅刊出来自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主任陈万青教授的“Report of 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in China, 2010”一文,而本文则是来自欧洲肿瘤登记网主席Professor Stefano Rosso对陈教授文章所写的评论。


【编者按】好文章是点评出来的。今年7月份,科研时间旗下的Annals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ATM)杂志将重磅刊出来自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主任陈万青教授的“Report of 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in China, 2010”一文,而本文则是来自欧洲肿瘤登记网主席Professor Stefano Rosso对陈教授文章所写的评论。

中国大陆首次关于肿瘤发生的数据报告可以追溯到1975年。这个数据来自于上海肿瘤登记处,并在1982年被John Waterhouse, Calum Muir, Kim Shanmugaratnam, and Jean Powell 主编的“五大洲肿瘤发病率”收录[1]。

死亡率研究与肿瘤发生率是平行发展的,即死亡率的数据公布提前一年,即1981年[2,3]。数据报告基于一个全国性肿瘤死亡率调查,由卫生部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南京办双语校稿。

在对1987年至1999年肿瘤死亡率趋势分析后的一些年里,更多死亡率数据报告凸显,并提供给国际公众[4]。这项工作是中国快速发展的缩影,展示了中国的农村肿瘤发病率降低的一般概况和城市肿瘤发生的新趋势。

但死亡率对于了解中国肿瘤流行病的变迁仅仅是管中窥豹,发病率的数据还是迫切需要获得的。尽管肿瘤的登记仅仅在有限范围内覆盖,却被最大范围的挖掘利用了,用于肿瘤发生趋势的国际比较[5]。

从那时起,几个登记紧随其后,在最近一版的 10 CI5C,超过了12个肿瘤登记。现在,肿瘤登记已经是基于国家层面的工作,可以依靠国家组织(国立中央癌症登记处- NCCR)。这个组织方便合作,检查质量,并提供协助。发表在CI5C的卷10数据,与来自中国12个登记处的数据,涵盖了2003~2007年的跨度。下一版,预计不会早于2016年早期。因此,至关重要的是需要一个中间阶段报告,描述2010年快速变化的中国。

由陈万青及其团队的报告不仅为我们描绘了2010年中国肿瘤发生率和死亡率的画面,也细致地展示了数据获取的质量控制流程[6]。虽然看起来很边缘,但这部分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可以确保最终质量以飨读者。我们只能想象的其间痛苦过程,他们为了追求结果的高质量不得不离开舒适的办公场所,去完善那些不符合严格的质量标准的资料。共有145个登记机构的数据合格,覆盖了令人震惊的15.8亿居住人口(约12 %的中国人口)。比较质量指标,我们可以看到死亡证明书(DCO)的百分比,即只能由死亡证明书方式通知登记的情况下,还是相当低的,对比在CI5C的12个登记或世界其他各地的登记。相反,微观验证的百分比仍然没有达到欧洲,大洋洲和北美洲,甚至是CI5C选择的12个登记处的百分比。但是,这个指标能显示注册表在寻找诊断过程信息的难处或在诊断和临床过程中好的做法的缺乏。

这份报告昭示了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巨大差异,癌症负担模式之间的强烈反差。可以看到中国城市男性肺癌发病率(ASR 51.2)与欧洲(45.6在EU28 2005年)和北美(SEER9 45.8在CI5C卷10)相比较为接近,而在中国农村地区首要的癌症负担无论男女都是胃癌(男性ASR 39.5与城市29.6;女性15.5 ASR与城市12.0),食管(男性 ASR 23.3,女性9.8;城市为12.9和3.9)和肝癌(ASR 32.7的男性和10.8女性;城市 23.3和8.5)。最值得注意的是肝癌发病居世界第一方阵,与韩国,日本,泰国和那不勒斯(意大利)持平。

女性中,乳腺癌还是最主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很高(城市ASR 30.5 ,农村20.8),这个数据也超过了北美(ASR 89.2) 和欧洲 (ASR 77.7)。城市中前列腺癌发病率较低(ASR 6.1),而农村地区甚至没有进入前十位。

虽然作者声称中国的登记数据正用于国际合作生存分析(CONCORD II )[7] ,但生存模式的一些推论还是可以寻求通过比较死亡率发病比(MIR)获得。这个指数虽然传统上用作发生率完整性的间接测量,但仍然可用于作为生存的粗略估计。更准确地说,它的补码(1- MIR)是5年相对生存率的有效代表[8]。

对于诸多肿瘤而言,1- MIR的首次调查显示了预后较差的肿瘤与西方国家的资料一致,但与此同时生存率较低癌症仍可能有较好的预后。然而,这些结果应该在今后更全面的生存研究中证实。

毫无疑问,这些重要结果将启示并协助规划未来的抗癌行动,对消除抗癌和减少危险因素都是有利的,而且对于早期癌症诊断,改进护理,并减轻那些未知癌症负担的痛苦都将大有裨益。

笔者| Professor Stefano Rosso, Piedmont Cancer Registry - CPO Piedmont Reference Centre for Epidemiology and Cancer Prevention, Turin, Italy.

译者| 陈文森,硕士,主治医师,2008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从事肿瘤流行病学研究。在江苏省CDC工作5年,主攻分子流行病学和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为首届“BD感控启明星”计划入围者(2012年)。2013年被调动至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参与多项国家级、省级课题研究,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中SCI论文6篇,论文被引用次数超过132次。主编三部论著《手卫生最佳实践》、《SIFIC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临床实践指引(2013)》、《SIFIC医院感染防控用品使用指引2014-2015》。在APCCMI(亚太临床微生物与感染病会议)担任同声传译。在APSIC2013(亚太感染控制会议)会议作过英文报告,中文演讲。在2011年入选江苏省疾控中心“科教兴业”计划重点人才;在2013年入选了“江苏省医院感染管理骨干人才”,2014年入选“利康百佳之星”。2013年当选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感染分会青年委员,2014年当选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分会青年委员。多次受邀在全国和省级培训班授课,论文获得一等奖、二等奖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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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78/kysj.201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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