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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 the Professor| 专访丁义涛

Published at: 2015年第1卷第S1期

黎少灵 1
1 AME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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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3年,南京鼓楼医院丁义涛院长带领团队采用新辅助放化疗联合原位肝移植治疗模式,成功治愈2例不可切除肝门部胆管癌患者。作为一位多年从事临床实践的医学专家,一位有着丰富经验和丰硕成果的医院管理者,丁院长在医疗卫生领域奋战了数十年,为我国的卫生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日前,Annals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ATM)杂志编辑荣幸邀请到丁义涛教授就肝门部胆管癌集束化治疗和医院管理经验等问题进行了专访。

 

肝胆外科教授丁义涛的梦想:建设中国最好的人文医院

 

丁义涛,男,1952年生,硕士学位,早年曾深造于解放军肝胆外科研究所及澳大利亚国家肝脏移植中心,现任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南京鼓楼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外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普外科学科带头人,国际肝胆胰协会资深会员,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副会长,江苏省医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医学会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江苏省器官移植学会名誉主任委员,江苏省消化疾病治疗中心主任,江苏省肝胆疾病诊治中心主任,江苏省肝脏外科学组主任委员,南京大学肝胆研究所所长及中华器官移植杂志等20余种专业杂志编委等。曾获得国家“863”、中科院先导专项计划等重大项目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研究资助,发表论文、著作300余篇(部),并获得部、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等13项(第一作者)。他率领的普外科团队成为国家级(教育部)重点学科、国家(卫生部)临床重点专科、江苏省临床医学中心。丁义涛教授先后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百佳医务工作者、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南京科技功臣、南京十大科技之星。1993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04年获首届中国医师奖。2006年获全国优秀院长称号。2008年获中国医院管理突出贡献奖。并光荣地当选为中共第十五大、第十六大、第十七大代表。(题图)

 

起步艰难,异乡精术回国创“首例”

ATM: 我们了解到您在90年代的时候曾经到过澳洲学习肝脏移植技术,可以谈谈您当时的见闻吗?

丁教授:我曾经于1995年在澳大利亚参加培训。我刚去的时候,“洋人”很怀疑我们中国人的医疗水平,特地拿出一张巨大肝脏肿瘤的片子来考我。当我告诉他们这样的病人我每年要几百例的手术时,他们都伸出了拇指,再也不敢轻视我们中国人。不久,澳洲专家就推荐我去医管局考行医执照,顺利拿到执照之后我在澳洲就可以上临床做手术了。我和当地临床医生的唯一区别就是我不拿工资,澳方给我提供食宿,还有比较少的交通补贴费,大概一周70澳元左右。当然,我当时在国内的工资也才1000元人民币不到。那时候中国人在国外真的非常艰苦,我有时候一天要跑好几个医院学习,经常是在一个医院吃完早餐之后再带一份当中饭,这样可以节省一点开支。

 

ATM: 国内首例“背驮式”肝移植手术是您在1996年学成回国之后在吴孟超院士的邀请下完成的,可否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丁教授: 1996年我回国之后参与完成了华东地区第一例“背驮式”肝移植手术。那是1996年5月24日,当时吴老邀请我去上海参与肝移植手术。因为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在吴老那里学习过,又刚从澳洲学习回来,所以吴老很希望我去帮帮忙。可以说当时手术中间是充满风险的,因为要解决好术中出血等很多问题,当年都是依靠双手和大脑去灵活解决手术中问题。后来据说接受手术的病人存活了10多年。

 

ATM: 您曾经还在国内外首创了半离体的肝脏切除术,这又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完成?

丁教授:我记得那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吴老有个想法是做离体肝切除,但困难重重,始终没有起步。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搞了一个“半离体”。其实是脑子里成天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某一天就灵光一闪成形了。后来连吴老也感叹他们的想法到了我这里才开花结果。如今,大多医生都觉得这个手术很简单。但是在当时确实不容易,因为这是一种创新和开拓,而敢于创新和开拓,对于科学研究来说的确难能可贵。

 

大胆突破,开辟“死刑”病人第二春

ATM: 2013年,您率领团队为不可切除肝门部胆管癌患者实施了亚洲首例新辅助放化疗联合肝移植术,您能谈谈这个治疗方案的具体思路是什么样的吗?

丁教授:相当数量的肝门部胆管癌患者就诊时是不能手术切除的,这是由于肝门部位置隐蔽,而且经常侵犯重要血管难以根治。我们考虑的思路是首先要证明这个病人的病灶切除不了,然后才考虑移植。这个移植的思路是来自于国外的,西方国家在新辅助放化疗联合肝移植治疗胆管癌方面已经有针对I期或II期胆管癌患者的报道。但是我们基于我国的国情,利用我们的现有资源,摸索出一条针对不可切除肝门部胆管癌的综合治疗策略。

 

ATM: 为什么您会认为新辅助放化疗联合肝移植治疗会在我国适合III期不可切除的肝门部胆管癌患者?

丁教授:一般认为一旦确定为III期肿瘤,切除的意义就不大了。因为切除无法达到根治,术后容易复发。而在我国,由于大多患者在肿瘤的早期无法察觉,直到病程进展到黄疸才到医院来就诊。所以就诊时多已属于晚期,并且外科无法干预。在过去,这部分病人相当于被“判了死刑”。现在我们采用集束化治疗策略,具体来说就是新辅助放化疗联合原位肝移植的综合治疗模式,有望达到术前对于肿瘤“降期”,术中根治性切除病灶,术后延长患者长期无瘤生存时间,这在医学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ATM: 我们了解到新辅助放化疗联合肝移植的后续研究将在国内外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您可否简单介绍一下?

丁教授:从目前我们完成的的几例患者来看效果都不错,因此近期我们已在国内外启动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合作,首批参加的中心包括香港中文大学等。当然,项目启动前首先要通过伦理审批和临床试验注册。我们这个项目不但是多中心研究,也是个多学科交叉合作的典范,包括了肝胆外科、消化科、肿瘤科、核医学科、病理科、放射科等多名专家参与,为每一例患者进行数轮多学科院内讨论,同时还有一些医疗企业比如生产可携带放射性粒子胆道支架的医疗公司都参与其中。我们团队不乏很多优秀的年轻学者,他们有很多创造性的想法,我的任务就是协助他们把这些想法转变为现实,这就是一种创新的过程。就如同现在很多企业流水线生产作业一样,我们医院的合作也类似,今后一个病人的诊治可能在几家医院分步骤完成治疗。当然在合作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有一种开放的胸襟,组织各单位定期讨论,不断完善方案。我们团队在整合过程中应仔细审核,加强信息共享。

 

身兼数职,精于医术建设人文医院

ATM: 我们进到鼓楼医院里面,觉得与国内别的三甲医院不大一样。比如这边有钢琴,星巴克等完善的设施配套。作为一位出色的医院管理者,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管理理念和经验吗?

丁教授:医院管理专家谈不上,但是我这么多年的行政工作还是有一点体会的。李克强总理提到医改第一条,就是要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不是说多给一些资金,医院就能办的好。我们去参观美国梅奥诊所,发现他们的硬件设施与国内的很多医院相比真的是天差地别。但是他们强在培养医生的模式很好。他们培养医生的价值观这一点很成功。而我们现在衡量一个医生的好坏常用SCI论文影响因子的高低,数量的多少,这是不全面的。一个医生要有人文情怀。你看日本,医生是怎么对待病人的,国外的医生提供的不仅仅是治疗,更是一种服务。到我们鼓楼医院来,你们看到了我们门诊大厅里的钢琴,其实初衷是让患者的身心得到舒缓。病人来到我们这里不仅可以治疗身体上的疾病,还可以得到心灵上的慰藉。我认为这是今后医学模式上的必然转变,医院建设就是要体现出这种人文思想,因此我们医院的标语就是建设国内最好的人文医院。

 

 

ATM: 鼓楼医院的肝胆外科作为国内和院内的优势学科,那么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又会有哪些侧重点?

丁教授:我们的肝胆外科在国内算是比较有优势的学科,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注重慢性重症肝病和肝胆肿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未来我们的肝胆外科还将继续在包括肝移植、胆管癌、人造胆管等方面开展研究。特别是人工器官这块,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经受了很多的挫折和挑战。今后研究还要继续,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制定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治疗指南。

 

年过花甲,关注前沿重视人才培养

ATM: 您是我国器官移植学会的常务委员,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研究很多年。我们知道器官供体短缺一直是我国器官移植的一个大问题。有很多报道提到了3D打印技术可能在医药领域应用的报道,您对于这个技术是如何看待的,这一技术未来能解决供体问题吗?

丁教授:这让我想到了当年的“万能器官”。我理解的3D打印技术是一个工程技术上的突破,但是在生物医学上的应用,还有很多很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和进一步研究。如果说我们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外置器官,比如耳朵,现有的3D打印技术完全可以解决。因为像耳朵这种外置器官,形态需求远大于功能需求。但对于一些复杂器官,比如像肝脏,它有500多种生理功能,我们打印出来的肝脏能模拟几种?这样复杂的一个器官,我们使用什么材料去打印?这些都是问题。当然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对于新生事物不能轻易的说“no”,很多当年觉得做不到的事情现在都实现了。所以我期待3D打印技术在医学上的应用,希望在将来能把医学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ATM: 您刚才提到了年轻医生的培养,能在这个问题上简单谈一谈吗?

丁教授:现在我比较忙,但学生的开题报告、论文答辩等我一定会参加。我认为对于年轻人,硕士阶段主要是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而博士阶段就要懂得创新了,也就是要培养一种创新思维。我的团队年轻人第一天来上班,我就要求他们在关注专业书的同时关注哲学,因为学哲学能让医生变得聪明,能从纷繁芜杂的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不学哲学,没有人文情怀,是当不好医生,也做不好科研的。

 

 

笔者| 黎少灵,Science Editor of Annals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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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78/kysj.201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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