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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中青年团队:拳拳赤子心,殷殷协和情

Published at: 2015年第1卷第S1期

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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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院垂体疾病MDT团队访谈

图1. 内分泌科部分人员合影,左起分别为:马淑洁,阳洪波(主治医师),段炼(主治医师),吴勤勇(主管技师),潘慧(主任医师、教授),陆召麟(主任医师、教授),金自孟(主任医师、教授),朱惠娟(主任医师、教授),龚凤英(研究员),卢琳(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王林杰(主治医师),马萍

1992年,“激素分泌性垂体瘤的临床及基础研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该研究凝聚了协和医院9个科室之合力,历经14年,终得大成。其灵魂人物——史轶蘩教授,是中国内分泌领域第一位院士,在协和医院乃至中国内分泌专业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世纪七十年代,史轶蘩教授首先提出以患者为中心,多学科协作诊疗,真正发挥协和医院的综合优势,继而开启了协和垂体多学科协作的先河;由她领导垂体研究组在国内率先建立了7 种垂体激素的测定和11种下丘脑-垂体-靶腺的功能试验,并首次把生长抑素、生长激素、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等多种垂体疾病相关治疗药物引入中国。

 

史轶蘩教授传奇的一生,可以说是极致地践行了“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精神。2013年,这位可敬的长者带着她未竟的事业,因病故去,她的精神却仍然盘亘在这片土地,历久弥香。老一辈内分泌人如陆召麟教授、金自孟教授、邓洁英教授等,依旧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协和精神,影响着年轻人。

 

老一辈的成就,是动力,也是压力——如何将老一辈的精神传承下去,同时在这个新时代实现更好的发展?内分泌科中青年一代以自己方式,寻找着答案。

“严谨”“求精”——

诊病如探案,细微之处觅病因

福尔摩斯有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把一切不可能的结论都排除,那其余的,不管多么离奇、难以置信,也必然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与“探案”相似,这种抽丝剥茧的分析能力与逻辑判断能力,正是内分泌科医生的核心的能力。

实际上,人体内分泌系统就像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从下丘脑,到垂体,再到各个靶腺、器官,等级森严、各司其职。所以,内分泌疾病的诊断具有一个鲜明特点:逻辑顺序严密。医生只有具备了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才能够从细枝末节中发现关键点,借此拨开层层迷雾,最终觅得病因。

朋朋(化名)是一位因生长激素腺瘤出现巨人症表现的患者,在外院接受手术治疗完全切除肿瘤,激素达到完全治愈的水平。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孩子依旧说自己“浑身疼”,父母一度怀疑,孩子是因为不愿上学而在说谎。通过一系列问诊、查体、实验室检查,医生敏锐地捕捉到了朋朋的“高钙血症”。进一步的检查发现,朋朋甲状旁腺上长了一个腺瘤,手术后,朋朋的症状很快得到缓解。

“垂体瘤可能是一个单一的疾病,也可能是单基因缺陷导致的多系统疾病的表现之一。内分泌科医生要具有广阔的知识面与思维,优秀的医生和普通医生最大区别是优秀的医生更关注细节,能够看到或者想到别人没看到、没想到甚至不知道的事情。”朱惠娟解释,朋朋实际上是一位“多发内分泌腺瘤病1型(MEN1)”患者,这是由单基因缺陷导致的疾病。“这么小的孩子,垂体瘤疾病一定要考虑到是否和遗传缺陷相关。”

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作为“全国内分泌和代谢病疑难重症诊治中心”,开设有独具协和特色的糖尿病、甲状腺、骨代谢、肾上腺、垂体、性腺、肥胖和矮小等多种亚专业门诊,年门诊量高达176 000余人次,许多疑难重症患者在这里得到了诊治。

疾病无定式,临床教学添经验

协和医院自成立以来,就极其重视临床教学。每一次门诊,每一次床旁示教、每一次专科查房都是临床教学的一部分。

内分泌科门诊也渗透着教学和传承。在科室特有的咨询门诊和专科门诊上,年轻医生在接诊患者后,首先要独立完成问诊、查体、读片等基本流程,形成初步判断。而后,交由高年资医生将病人资料复核一遍,并在高年资医生的帮助下,进行下一步的分析、诊断。内分泌科所有的临床医生,都会有意识地在诊疗过程中为年轻医生提供指导,承担起临床教师的职责。在这个过程中,年轻医生的实践经验得到了积累。

写好病历是协和医院对临床医生培养的第一步,内分泌科更是“高标准、严要求”,不仅要一条条列出患者症状、检查结果、家族史,还要在拟诊讨论部分,将病因分析写得清清楚楚:病症是因为什么激素改变引起的,其病理生理机制是什么,关于病因分析考虑几点,各自支持点是什么,不支持点是什么。内分泌科的总值班,每周都会抽查病历,不仅要检查病历格式,还要检查病历内涵,多个环节、层层把关,才成就了内分泌科“全院出名的优秀病历”。曾有进修医生感叹;“每次认真看完你们写的拟诊讨论,把知识点都用实际病例给串起来了,收获巨大。”

这种临床教学传统在协和代代相传。潘慧说:“个人的认识总有盲区,直到现在,我有拿不准的问题时,还会请金(自孟)教授、朱(惠娟)大夫等一起进行小组讨论。”朱惠娟则坦言:“每次与金老交流,都感到受益良多。”这是协和内分泌科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无论什么职称,无论什么年资,只要有问题,大家就一起讨论,最终的目的,是为患者提供一个最佳的治疗方案。

 

图2、3. 门诊中,金老为年轻一辈医生答疑解惑

“细节决定成败”,不仅在内分泌临床工作中显得尤为突出,在基础研究上,更是如此。任何一点细小的失误,比如取样剂量、加样顺序,都能影响实验的结果,令之前的努力前功尽弃。

实验记录是实验过程最原始的记录,它不仅能够鉴定实验的真实性、可靠性,面对失败的实验结果,它更是寻找失败原因,确定下一步实验方向的重要依据。因此,内分泌实验室每年进行一次研究生“优秀实验记录评选”,这是研究生考核的重要标准之一。

 

图4. 内分泌实验室待评选的研究生实验记录

严字当头,科室传统代代相传

协和内分泌科自成立便将“严”之一字代代相传。现在的高标准、严要求,与老一辈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

在内分泌科工作多年的卢琳对此有着深刻体会,在她还是实习住院医生的时候,上级医生就对书写病历要求特别严格:不能有错别字、必须手写,错误数量达到一定程度要重新抄写一遍。“这是对待事情认真与否的一个重要体现。”

潘慧回忆,在他刚到协和医院时,还没有受过太严格的训练,“有一次,史大夫突然要求将原定30分钟的文献汇报,压缩到10分钟,最后一句话概括。我一个南方孩子,一着急说话就特别快,一快大家就听不懂了,直接被老太太轰了下来。”作为检验科内分泌组副主任技师,时隔多年,张殿喜依旧对史教授的严格记忆犹新:“那时候全科所有中级以上人员必须参加每周的文献汇报,可以在中文与英文文献汇报间选择,在史大夫的严格要求下,我毫无选择,只能做英文的。”

在研究方法上,史轶蘩教授有着“近乎严酷”的认真,她的研究生往往需要花大量时间,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完善到极致,才能得到认可,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严字当头,史教授眼里揉不得沙子,批评人从来不留情面。潘慧、张殿喜等人在刚开始接触史教授时,都经历了一段长达两三年的“磨合期”:“害怕、反感”,“史大夫严谨到让人接受不了,刚参加工作时,我是有抵触心理的”。

然而,恰恰是这种严格,使年轻医生受益最大。为什么压缩文献汇报时间?这样能让大家对自己所讲的内容,做到完全地融会贯通,并有重点地表达出来;为什么死揪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不过关,结果能可信吗?潘慧表示:“史大夫会跟我们沟通,让我们了解她的想法,然后言传身教,慢慢感染你。”

史教授自己就是个做事极认真的人,每一个患者的病史、体征,她都要核对,碰到疑难病例,会亲自带学生去图书馆找材料,而后讨论,抓住患者的主要病史或者体征,具体分析;她甚至会在大查房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准备问题,她的问题永远是启发式的,每个问题和问题之间,都贯穿着清晰的思维。挺过了“磨合期”,学生不约而同地对这样一位老师“服了,且心悦诚服”。

邓洁英教授作为垂体组老一辈的研究员,同样治学严谨。在实验记录的书写上,她不仅要求学生们做到及时、真实、完整,还会定期进行检查。“老师不能天天跟着你,实验记录可以天天跟着你。”作为邓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龚凤英当年就是在这种严格要求下,逐步成长起来的。

 

图5. 实验室保存的研究生实验记录

 

图6. 红框部分详细分析了细胞培养失败的原因,并列出了3条解决方案(朱惠娟实验记录)

有时候,一个人的改变,就是从一些小习惯开始的。张殿喜感慨:“以前在实验室,器械没有放在规定的位置,桌子没擦,都会被老师说。虽然都是小事儿的,但是这些小事儿能培养一个人做事的习惯。现在不管去哪儿,我的桌面都是整整齐齐的。很幸运在垂体组碰到的都是非常严谨、非常认真的老师,造就了现在的我也非常地认真。”

多学科协作,谋求患者利益最大化

协和医院是垂体疾病多学科协作(MDT)的发源地,40年来,多科协作的优良传统被一代代“垂体人”继承并发扬,成为协和医院垂体疾病诊疗水平一直保持领先的基石。

“目前在垂体瘤的诊断治疗上,存在主要的误区是什么?” 

朱惠娟毫不犹豫地答道:“第一,是不按规范治疗,没有在术前给病人明确的定性、定位,相应的并发症评估,没有按照我们中国垂体瘤诊治的规范性诊疗流程去治疗,这为后续的治疗增添了很多麻烦;第二,则是忽略了垂体瘤是一类涉及多系统和多种治疗手段的疾病,需要多学科协作发挥优势共同诊断治疗。如果片面突出某个专科在垂体瘤诊治过程中的作用,就不能实现病人利益的最大化。协和的特点是,各个科室随时沟通交流,围绕病人,讨论出对病人最好的治疗方案。”

库欣综合征是一种在临床上既罕见,又容易合并多种严重并发症的疾病。最常见的病灶是垂体瘤(库欣病),但肿瘤也可异位于全身各处。对于库欣病患者而言,垂体病灶往往很小很隐匿,甚至常规影像学检查都不能发现,需要借助岩下窦采血来帮助寻找病灶,堪称内分泌领域的疑难杂症。

卢琳介绍,目前库欣综合征在协和的诊断已发展成为一套“成熟的流程”。例如,患者来到医院就诊的第一站主要是在内分泌科,通过详尽的检查,确定病灶在哪里。如果病情比较复杂、需要影像科、放疗科、核医学科等多科联合会诊,讨论下一步处理方案,手术、放疗,或是综合治疗。若需要手术治疗,则术后患者需要回到内分泌科,由内分泌科来处理术后患者常会遇到的激素减量和激素替代问题。卢琳将这一套流程比喻为一场“接力赛”,内分泌科作为第一棒和最后一棒,中间还需要外科、放疗科等科室的连续接力,才能使患者得到最适合的治疗。

所谓独木难成林,协和强大的临床实力,正是缘于这种多学科协作诊疗的模式,而绝非某一个人或一个专科的力量。在多学科协作过程中,各专业互相学习促进、取长补短,不断提升诊疗水平;同时,各科积累的临床资料也为开展高水平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

科研服务临床,问题从临床中来,成果回临床中去

重视临床科研,是内分泌科一直以来的传统。协和医院内分泌实验室是我国内分泌学界第一个卫生部重点实验室。多年来,一代代内分泌人潜移默化地践行着转化医学的理念——从临床到实验室,再从实验室回到临床。

 

图7. 1988年,协和医院内分泌实验室成为我国内分泌学界第一个卫生部重点实验室

上世纪七十年代,面对我国垂体疾病无法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困境,史轶蘩教授与邓洁英教授等人在国内率先建立了多种垂体及其靶腺激素的测定方法,一整套评价垂体前叶激素分泌功能的功能试验,使我国垂体疾病的诊断进入到功能评价阶段,大大提高了我国垂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同样在七十年代,内分泌科吴从愿教授、陆召麟教授等在国内率先建立了皮质醇检测方法,八十年代又建立了N-POMC(ACTH的前体物质)检测方法,大大提高了我国库欣综合征的诊断水平。

如今,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大规模高通量二代基因测序技术的日益成熟。实验室与临床的合作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龚凤英看来,“作为临床科室的基础研究人员,要努力成为架起临床医生与生物公司之间的桥梁。”根据临床医生提出的问题,借助生物公司的测序技术,探索致病基因和致病机制,最终解决患者的诊断问题。

以矮小症为例,史轶蘩教授、金自孟教授这代人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在中国最早建立生长激素和IGF-1(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测定平台、生长激素功能试验规范,以及中国青少年儿童正常参考值;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把rhGH(重组人生长激素)引入中国用于治疗矮小症患者。在传承老一辈所做工作的基础上,中青年一代进一步推广了矮小症的规范化诊疗、建立数据库,同时紧跟技术发展趋势,探索基因检测技术在临床诊断和治疗上的应用。

内分泌科通过对两千余例矮小症患者的研究发现,依靠生化诊断方法,只能找到约48%的矮小症患者的病因,非激素分泌异常相关患者发生矮小的原因是什么?非生长激素分泌异常相关矮小症的发病机制又是什么?如何预测rhGH治疗矮小症的疗效?矮小症患者接受rhGH治疗有何风险?这些都是矮小症患者临床诊疗面临的困境,这也就催生了《矮小症临床“精准”诊疗模式的探索》的研究,该研究致力于利用基因检测技术,以实现矮小症的“精准”诊疗。2016年,朱惠娟、潘慧的团队因该项研究荣获“北京协和医院医疗成果一等奖”。

“先找到致病原因、诊断标志物,再研究发病机制,寻找可能的靶向治疗药物,未来医学发展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还在探索的初始阶段。”龚凤英表示,“科研与临床相似,都处于探索的路上,一定要有对未知事物的探究精神,才能为临床服务。”

在潘慧看来,“作为一个协和的医生,必须要学会转化研究,善于从临床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凝练问题,然后去解决它,完成‘从临床到实验室,再从实验室回到临床’这种螺旋式的上升。”

“勤奋”“奉献”——

一生执一事

有人形容史轶蘩教授是协和垂体协作组之“魂”,在此次采访过程中,她的大名不断被人提起,言语中除了对她医学成就的钦佩,更多的是对她职业精神的仰慕。

“她离开的时间越久,我们越能体会到她身上品质的可贵。”自1994年起,潘慧已在协和内分泌科工作了23年,在他的记忆中,“专家巷”办公室的老沙发,沙发上坐着的那个“老太太(史教授)”,至今鲜活依旧。“史大夫晚年的时候,身体不太好了,但仍雷打不动地每天来医院,就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招呼我‘小胖,来聊聊,病房的病人有什么情况呀?’”说着,潘慧学着史教授当初的样子,招了招手,“对她来说,谈病人的事情是一种享受。看病就是她唯一的爱好,就是她生活的全部。”

据了解,史教授很喜欢读小说,像金庸的武侠、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等等,但是年轻的时候,工作忙,能看小说的时间少。2013年,史教授与世长辞,在她的追悼会上,潘慧对着她的遗像说:“希望您老人家在天堂能安心地看小说。”

史轶蘩教授用她的一辈子,诠释了什么叫做“一生执一事”,她对工作的这份专注与热爱,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内分泌科中青年一代人。

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位患者

“不怕疑难病例”,是很多协和医生的“共性”,这是一种自信,更是一种担当。深耕内分泌临床工作五十余年的金自孟教授表示:“如果病人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就不会有经验积累了,不一致的碰到多了,就能找到普遍规律,进而上升成为一个新的发现。”朱惠娟表示,“病人是最好的老师,我们通过实践,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诊疗能力;同时也不断提高我们对疾病的认识水平。”

笔者曾亲历过一次朱惠娟的门诊,从下午13:30持续到晚上18:30,从艳阳高照到华灯初上,眼见走廊上一排十多个诊室灯光接连熄灭,她的诊室中依旧人头攒动。某次约访结束,钟表时针已悄然滑过“6”,她匆匆看了一眼,“那先这样,我那还有病人等我。”这种投入,或许正是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姚勇评价她“用信念在当医生”的原因。

“史大夫那代人,一生关注的都是专业,特别地投入,他们不用物质来评价自己的人生价值或者社会价值,而就在这份职业中,找到了自身价值。”朱惠娟说,“史大夫、金大夫的这种职业价值观影响了我,让我觉得,当一个医生,解决一些病人的问题,对别人有点帮助,一辈子也挺好的。”

竭尽全力为临床工作提供支撑

内分泌科自成立之日起,对实验室的依赖,就远比其他科室强。一代代内分泌人在这里挥洒汗水,成就了内分泌科一项项研究成果。

曾经,史轶蘩教授与邓洁英教授等老一辈以自身做试验,建立了生长激素等垂体前叶激素分泌功能试验正常值,进而开启垂体瘤临床研究之路。如今,中青年一代人虽然不再需要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但他们每一个人都为实验室贡献了自己的血清与DNA样本,甚至他们的家人都是如此。

在对一例罕见病患者的病因研究中,需要测定患者血清糖皮质激素受体的水平,这就需要有正常人作对照。当时,龚凤英的儿子与内分泌科董颖越护士长的儿子刚好与患者同岁,便充当了对照组的正常人。“当时我儿子的血还是我亲自抽的,他早上刚一睁眼,就被我抽走了一管血。上班时,我直接把血样带到了实验室,做离心,然后和患者的血一起,测定血清中的糖皮质激素受体的水平。”朱惠娟的女儿也曾抽血为一位同龄小患者做基因拷贝数研究的正常对照。龚凤英感慨,“临床科研要做好,其实是非常难的,除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断加深自己对疾病发病机制的认知外,还要具有始终如一的奉献精神,包括自己和自己的家人”。

在协和,医生是被氛围熏陶出来的,老师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学生。“如今,我们的学生也继承了这份无私奉献的精神,临床只要有病人需要做对照,学生们就是第一批献血者。”曾经,有一位男性戈谢病患者需做葡糖脑苷脂酶的活性检测,以证实血液中这种酶活性确实降低了。男同学们就充当了对照组的正常人,贡献了自己的血样。“没有一个人有怨言,我们的学生就像曾经的老师以及我们一样,一切都是为了科研工作,为临床服务。”龚凤英说。

至今,龚凤英已经在内分泌基础研究领域工作了近20年,当被问到“基础研究的探索难在哪儿”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基础研究最大的挑战,在于探索未知。那完全就是‘瞎子摸象’,你真不知道各个方向走下去是什么,只能先选择一个方向,想方设法研究一下,成功总是凤毛麟角,最后1次的成功,前面一定铺垫了99次失败。”同时,“科研又是一个不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有句话叫‘一山放过一山拦’,我越来越觉得,生命奥秘无穷,探索永无止境。”

“关键药品断档,我们比患者还急”

双侧岩下窦取血联合去氨加压素(DDAVP)刺激试验,是判断垂体分泌ACTH肿瘤(库欣病)的重要依据。但DDAVP曾一度受到国家有关政策影响而退市。“为了寻找药物,我们可谓经历了一波三折。”卢琳回忆道。

实际上,DDAVP价格并不贵,但临床上用量并不大,所以供应商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在中国退市,这一举动使得协和内分泌科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药物断档。卢琳说:“那个时候最着急的是谁?是我们,我们比患者还着急,因为没有了DDAVP,检查结果的可靠性将大打折扣。”

于是,协和内分泌科主任邢小平请求协和医院药剂科主任梅丹帮忙,查找国内还有哪个厂家在生产这种药物。几经周折,总算找到一家供应商,卢琳亲自打电话咨询。接电话的人非常惊讶,因为DDAVP在国内的治疗适应证主要是血友病,没想到竟然是一位内分泌科临床医生主动来联系用药事宜。但其实,国外指南早已经把DDAVP试验作为库欣病诊断时的强烈推荐,协和医院也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的申请获批了超适应证用药。

随着近年来医改政策的变化,内分泌科又不得不遭遇了一次DDAVP药品短缺的问题。还好,通过发动大家的力量,在一个月之内就找到了替代药品,没有耽误临床工作。

“不能因为药品缺失就放弃做刺激试验,这样会影响检查结果判断,影响患者的最终疗效和结局。”在卢琳的言谈中,“为患者负责”是常常出现的字眼。

“科普是医生践行社会使命的重要手段和平台”

潘慧身兼协和医院教育处处长,平均每天在医院工作时间长达14个小时。即便这样,他依旧坚持做科普,在各种媒体平台上,发表科普文章近千篇。“很多人觉得我潘大夫在不务正业,在搞科普。”对此,潘慧有些无奈。

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潘慧没有急着回答,而是讲了一个故事:“我收过一个11岁的小女孩,她一直在吃某款‘效果特别好’的口服增高药,吃了3年,也没长高,最后就诊时身高1.37 m,骨骺愈合,再也长不高了。孩子得知这个消息后,当时就哭了出来。作为一个医生,这是很挫败的一刻。我明明知道是什么原因,却没有任何办法。”

实际上,这个小女孩并非个例,我国约2/3的家长还没有养成定期监测孩子身高的意识,家长的健康知识的缺口非常大。为此,潘慧与朱惠娟等人一同主编了《矮小症365个怎么办》《矮小儿童营养百问》等科普图书,并组建学校健康学组,对校医进行培训,为的就是提高整个社会对矮小症的认识。潘慧希望各领域专家占领科普的平台,减少悲剧发生。“家长的知识决定了孩子的高度。”

“科普”是内分泌科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史大夫很早就提倡加强社会对垂体疾病的认知,争取做到早诊断,早治疗。并且,她很早就有一个‘全人观’,对于她来说,疾病不仅一个生物学概念,同时又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所以她特别关注患者从小到大,心理上的成长,他在社会上的定位,以及他融入社会方方面面的事情。”潘慧解释。

对于矮小患者来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心理上的自卑感。矮小症最早被称为“侏儒症”。史教授当年特别反对这个称呼,提出应该叫做“矮小症”。她有一次问潘慧:“小胖,你再琢磨琢磨,‘矮小症’这么叫会不会还是有问题?”后来,他们经过反复推敲,将组织开展的俱乐部、沙龙、夏令营统一命名为“增高xxx”。潘慧说:“从这一字一词的改变就能反映出史大夫高度关注诊疗过程中的人文关怀。”

医生绝不仅仅是治病救人那么简单。在潘慧看来,慢病时代,预防大于治疗,要全方位对疾病宣战,要从全生命维度思考、解决问题。“因此,科普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是一个医生践行社会使命的重要的手段和平台。作为医生,我很享受这一系列围绕着人类健康做的事情。”

“每一份报告都要保证100%正确”

张殿喜目前虽供职于检验科,但她从垂体组老一辈人身上继承来精神,依旧能体现在工作的一言一行中。

比如合作精神——DDAVP刺激试验之后,需要通过观察岩下窦与外周静脉血样ACTH浓度比值来进行判断。但在临床实际中,往往Cushing患者因为有肿瘤的存在,导致岩下窦ACTH的数值会超出最高可测定数值(>1250 pg/ml),此时如果外周血ACTH检测值是一个接近1000的数值,那么临床大夫对比值的计算就会非常困难,还是难以判断病因,这时就需要实验室将ACTH进行稀释。

“当我看到岩下窦ACTH值大于1250 pg/ml时,会在临床医生提出要求之前,把样本冻存起来,减慢样本降解速度。如果临床提出要求,马上进行1:10的手工稀释。”张殿喜说,“我们整个垂体组是一个团队,任何一个人有问题,大家都会互相帮助。”

再比如严谨——检验科每天能收到约五六百份糖化血红蛋白标本。虽然现在都是机器自动检验,但结果必须有人严格把关。像地中海贫血患者,标本中的变异体会影响机器的检验结果。“我们要看它的曲线图,峰值有没有异常,如果有异常,这个结果就不能发报告,必须用其它方法,如‘毛细管电泳法’重新测定。”一天五六百份标本,就是五六百张曲线图,每张图都要仔细观察它的图形,张殿喜估算了一下,“一周近3000张曲线图,总能碰上三四例异常的。”

“我发的每一份报告都要保证是可信的,但凡发错一个报告,对于病人来说,就是100%的损失。”张殿喜感慨,“无论是做临床检验,还是做科研,要想做好,都需要加倍地认真和努力!”

回到文章一开始的问题:内分泌中青年一代如何将老一辈的精神传承下去?同时在新的时代实现更好的发展?答案似乎已经浮现眼前——

“当一个医生,解决病人的问题,对别人有所帮助,这样一辈子也挺好。”

“我越来越觉得,生命奥秘无穷,探索永无止境。” 

“作为医生,我很享受这一系列围绕着人类健康做的事情。”

“我发的每一份报告都要保证是可信的。”

“传承”一词,虽然听起来很大,但其实就是靠团队中每一个人持之以恒地身体力行,共同实现的。如今,协和老一辈的故事已渐渐成为传奇,新的篇章,正由年轻一辈执笔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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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编辑:高晨 廖莉莉 AME Publishing Company

参考资料:《史轶蘩:经年铸剑垂体瘤》《协和潘慧教授:科普不只是一种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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