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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LC 2017特刊 | 张贺龙:忠于使命,精于术业

Published at: 2015年第1卷第S1期

徐文珂
关键词:

WCLC 2017 特刊

聚焦肺癌精准医学:专家面对面

古希腊神邸的门楣之上刻着“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开启了人类探索未知的欲求。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从未停止步伐,一如医学对于恶疾研究所铸就的一座座丰碑所见证的那样。在WCLC 2017启程之际,AME科学编辑走访十余位中国肺癌专家,进行会前深度访谈,记述一群抗击肺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他们如何醉心于研发最新的武器,探索未知的敌营,奉献毕生精力不磋。他们或追思既往,予告诫;或微析当下,予鼓励;或构想未来,予倡导。邀赏此刊,与中国学者来一场赤诚相对,在共鸣与碰撞中掀起激烈的思维风暴,对酒当歌,是为人生之几何。

张贺龙

现任主任医师,教授,唐都医院肿瘤科主任,唐都医院肿瘤综合诊疗中心主任,第四军医大学肿瘤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作为访问学者先后赴日本德岛大学和美国的Mayo Clinic进行访问学习,并曾赴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等参观学习,获国家和省部基金10余项。重点研究癌症转移的机制和治疗,对恶性肿瘤的综合治疗和个体化治疗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00余篇。现担任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和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会员,中国临床肿瘤协会(CSCO)理事,中国抗癌协会肺癌/转移/老年等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肿瘤学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抗癌协会肿瘤综合治疗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陕西省预防医学会肿瘤预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并担任《肿瘤》、《中国肺癌杂志》、《解放军医学杂志》和《现代肿瘤医学》等多家杂志的编委。

张贺龙教授,1964年出生于河北黄骅。

在约见访谈的那天上午,张老师办公室门口等待咨询的患者络绎不绝。见我们进来后,张老师招呼我们先坐,而后一刻也不耽误地继续与患者讨论病情。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老师的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微笑。我们不禁因之感叹,除却高明的医术外,这样一位平易近人的医者为病人带来的心安感,在当下的社会中更显得弥足珍贵。

张老师不仅是一名医生,更是一位军人。初见张老师,一身军装,神采奕奕,举手投足间都透出军人所独有的那份精气神。奉献、自律的军人精神不仅流露在他对患者的亲切关怀中,更体现在他对自己医术的高标准、严要求上。

1986年,张贺龙老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并留校工作至今,张老师长期从事肿瘤的临床与研究工作,他在肺癌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谈及选择肿瘤科的原因,张老师说,作为肿瘤科医生,自己有实实在在被需要的感觉,这也是不断支持勉励他进步的动力。

手持仁术

张老师在2001年到日本进行学习,到了日本以后主要是做肺癌骨转移和脑转移两方面的研究。02年回国后,还是坚持研究这两个方向。至于为什么会选择这两个方向,张老师谈到因为在癌症中,肺癌的发病率、死亡率都是最高的;而在癌细胞转移中,骨转移和脑转移的发生率是最高的——最多的是骨转移,其次是脑转移。早期张老师研究的一直都是这两个方向,但在回国几年以后,逐渐只侧重于一个方向——肺癌骨转移。这部分研究得到了很多国家课题和省部级课题的基金支持。

多年的学习、工作经历使张老师在肺癌领域的研究处于领先水平。张老师谈到造成肿瘤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即是癌症细胞在体内转移,这是肿瘤的一个特性。对于肺癌骨转移,最主要的就是预防骨相关事件发生。所以治疗的重点在于如何能让骨转移发展得缓慢一点。现在临床上发生骨转移逆转的病例特别地少,针对骨转移的治疗药物也比较少。目前国内使用的主要是双膦酸盐,国外还有一个叫地诺单抗,但是在中国目前暂未上市。

谈到肺癌药物这一方面,张老师也表示希望将来能够有更多治疗骨转移的特异性药物在临床上进行使用。自2005年起,张老师参与了80余项临床药物研究,目前在研的临床试验项目有21项。张老师也分享了最近参与研发的热点药物项目,大部分针对于肺癌,但目前只有一项在研药物针对肺癌骨转移,用于治疗骨转移疼痛。

张老师感叹到目前用于治疗骨转移的药物确实非常少,要想在肺癌骨转移研究方面取得进展很难。药物研究的热点最主要的是肺癌骨转移的机制,如果能够把机制研究清楚,并且能够针对这些方面设计出一些靶向的治疗药物,这个可能是将来在肺癌骨转移治疗方面能够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方向。

为了能更好地进行临床研究,唐都医院成立了肿瘤综合诊疗中心。成立这个中心的主要宗旨是为了进行肿瘤多学科的诊治,即 MDT的讨论。张老师作为“中心”主任联合了唐都医院所有参与肿瘤诊疗的13个科室。张老师谈到在科室十四楼学习室里,全院所有的病例、病人资料都是可以电子查阅的,有任何疑难的病例我们都会进行讨论。相关学科的专家能够聚在一起对病例进行多学科的讨论,这对病人治疗方案的制定十分有好处。

杏林春暖

“医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必须要德才兼备,既要有医术还要有医德。最早我们老祖宗提到的‘大医精诚’。两个字‘精诚’,你的医术必须要精,态度必须要诚。”

在访谈过程中,张贺龙老师多次提到医生一定要加强对患者的人文关怀。特别是在肿瘤科,这一点至关重要。在目前医学阶段,很多肿瘤还无法治愈。如何减轻病人的痛苦,特别是心理方面的痛苦,就成了十分重要的问题。张老师还强调到,几乎百分之百的生理痛苦都会带来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有些随之可能还会发展成心理疾病。但这个方面国内医生关注得不太多,特别是年轻医生。

“我一直在强调医生一定要有耐心,这一点特别重要。现在好多年轻医生没有耐心。病人说几句话,他可能还没有听懂就走开了。我们也能理解医生很忙。我现在要求我们的医生必须要学会倾听,就算听懂了,也要认真倾听。”

张老师一直坚持只要病人有倾诉需求,医生就要认真听。如果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交流不够,就算医生理解患者的意思,给出了正确的治疗方案,如果没有给到病人一种心安的感觉,医生就仍然没有解决患者的问题。

不光是在诊疗方面,在一些小细节上,张老师也真正做到了对待患者关怀备至。通常病人来医院只能站着办理住院手续。张老师就想可不可以专门准备一些凳子,让病人可以坐着,不用那么辛苦。但是医院患者量太大,后来就从医生的办公室里搬一些凳子出去,让病人坐着。

“其实就是一个凳子的区别,跟医生的医术也没多大关系,但是病人的感受就会不一样。”张老师还谈到在跟病人讲话时,一定要面对面地进行交流。不能光在那儿低着头写东西,其实很多能让患者感到舒服的细节都不仅仅是医术方面的。

胸怀仁心

30余年的临床工作经验,张老师接诊的患者数量已不可胜计。但张老师表示印象深刻的病例有很多。最特别的一例则是全国应用阿法替尼存活时间最长的肿瘤患者,一位晚期的肺癌患者,已经活了七年多了。张老师分享到在七年多的时间里,患者整个生活质量非常好,甚至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前段时间医院还想给这位患者拍一个片子进行检查,但是他的女儿拒绝了,因为不想让她了解病情后影响心情。患者定时来医院领药,回去吃了药后效果很好,生活跟正常人一模一样。

医院每年接诊的患者量大,各种各样病情的患者都会遇到。每每谈及治疗效果好的患者,张老师总会带着淡淡的笑容讲给我们听,旁人也能感受到张老师油然而生的成就感。“有的患者躺着进来,经过治疗以后,很快就能够满院子转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些患癌晚期的病人经过治疗后,也确实延长了五六年的生存期。我记得还有一个肺癌脑转移的患者,按理来说脑转移的生存期很短,一般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患者生存期延长了五年以上。”其实很多经手治疗过的患者张老师都能记得,对于他来说,医生两个字代表的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作为医生来说最重要的,是对病人要有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争取给病人一个最好的结局。”

前段时间张老师接诊了一个小细胞肺癌患者,这位患者当时已经报病危了。但是张老师权衡之下还是给他做了化疗。幸运的是这位患者的生命又延长了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当时张老师也和家属进行了沟通,因为病人很有可能无法坚持做完化疗,但是也有缓过来的可能性。张老师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医护人员在对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患者家庭情况,一切从患者出发。很多药物效果很好,但是价格很贵。现医学阶段对于很多肿瘤的治疗并非治愈性质,都只能起到暂时缓解的作用。延长两个月生存期对于不同病人来说,意义绝对不一样。对于一个七八十岁的农民,延长两个月生存期可能会导致其倾家荡产,这种情况下延长两个月生存期有意义吗?这样的治疗对病人来讲未必是一件好事,反而更可能是一种伤害。但是对于另外一些患者,家庭经济情况能承担药物费用,那么延长两个月生存期就很有意义。张老师认为医生一定要了解病人的家庭情况,根据患者个体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经济条件差的患者尽量选择医保内的药物,尽管效果不是最好的,但是对这样的患者来说这是更好的选择;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患者,可以选择医保外的药物,治疗效果更好。医生应尽量做到减轻患者经济负担,让患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虽然指南里不会写这些东西,但是在临床上这些方面我们医生都要进行考虑,要从病人出发,做更有益的事情。要通过医生的治疗,提高患者及家庭的幸福感,这是我们医生应该做到的。”

心存仁爱

张贺龙老师曾作为访问学者先后赴日本德岛大学和美国的MayoClinic进行学习,并曾赴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等参观学习。在国外的这段求学经历对张老师从医生涯影响很大。

张老师在采访中也多次谈到自己前往美国学习的经历。不仅拜访过美国很多医院;也去过一些很著名的医学院。学习他们如何在医学上保持先进性,国内与国外的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张老师感慨到国内外确实还存在一些差距。这些差距不仅表现在患者方面,也表现在医护人员方面。

国外医院对病人的管理非常细致。国外医院的人员配备量远高于我们。每张病床配备的工作人员,包括所有医生、护士在内至少有二十个以上。相反,我们国家每张病床的人员配备连国外的十分之一都达不到。所以中国医护人员的辛苦程度与美国医护人员是不可比拟的。但是医生的任务都是一样的,不光要管理病人,也要做科研。

“我在Mayo Clinic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病人为中心,它真正做到了所有的活动都是以病人为中心。”在MayoClinic的学习经历,使得张老师十分看重病人的就医感受,他希够通过医护人员的努力,最大程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真正做到当患者来医院就诊、复查时,能够让患者像回家一样安心、舒适。张老师也给我们分享了几个在MayoClinic学习时注意到的几个细节。“MayoClinic最好的停车场都是为病人准备的,最方便的停车位也是。医院电梯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病人去了以后一定能坐上电梯,一定也是先于医生上电梯。”更让张老师印象深刻的是,MayoClinic在各方面都为患者考虑得特别周到。在美国6、7月份,也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医院要求医生必须着西装穿外套,不像国内医生穿白大褂,目的是让就诊的患者感受不到医院的压迫感。“它真正做到了完全从病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你感觉不到这是一个医院,反而更像酒店。还有其他各个方面医院也考虑得十分周到”所有的病人担心的问题医院全部都考虑到了,在病人的人文关怀方面,国内医院的确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我经常强调一点,我的观点可能不完全正确,但是我认为医生的定位就是一个服务行业。病人的满意度是一个很重要的考核标准。”Mayoclinic肿瘤科的墙上挂了一个很小的牌子,上面写着“奇迹每天都可以发生”。张老师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医生一定要给病人生存的信心,不能让病人感到绝望,要让病人一直活在希望当中。“如今互联网特别发达,好多患者会上网查询自己的病情,但是网络信息并不完全准确,很容易让患者感到莫名的恐慌。但确实有一部分病人是可以治好的。把病人引导到能治好的思维当中来,这是我们医生需要做的。”张老师也提到年轻医生只注重医术,较少关注人文关怀。“现在特别强调非医疗性服务,提高患者幸福度,我们应该从细节开始做起。”

采访结束后,张老师送别笔者,还未走出办公室就急忙叫下一位患者进来了。近一个半小时的采访,老师滴水未进,没有片刻休息便又继续服务于患者。张老师用行为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正地手持仁术,心存仁爱,胸怀仁心。

 对话 • 张贺龙 

  • AME:AME Publishing Company

  • 张老师:张贺龙

AME:您参与编写了我国《恶性肿瘤骨转移及骨相关疾病临床诊疗专家共识》,这个共识对中国恶性肿瘤骨转移及相关疾病的诊疗具有什么指导意义呢?

张老师:肺癌骨转移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但在治疗方面,不同医院的规范程度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制定了这么一个《专家共识》,让大家在碰到这一类病人时,都可以按照这个共识进行规范治疗,我觉得对肺癌骨转移病人来说还是非常有意义的。目的在于让不同地区、医院的医生可以对肺癌骨转移患者规范进行治疗。

AME:您在肺癌脑转移方面做过比较系统的研究,建立了肺癌脑转移的动物模型。请问您开展这项研究的初衷是什么?研究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难题?这项研究结果对于临床的意义以及您未来有哪些进一步研究计划?

张老师:因为肺癌病人一旦发生脑转移,他的预后明显的就非常差了,我们想在这方面做一点研究工作来改善这一情况。但是说实在的肺癌脑转移方面的研究工作非常难做。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比较满意的肺癌脑转移的模型,模型对于研究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因为研究难以进行,模型也不太理想,所以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这方面的工作后来就做的比较少了。最近这几年因为靶向治疗药物应用到临床上了,这对肺癌脑转移确实有一定的治疗作用,所以最近这几年关于肺癌脑转移的药物治疗又成为了热点。但是我们目前的研究思路是以肺癌骨转移为主,肺癌脑转移为辅。

AME:尽管传统的放化疗被称为肺癌治疗的“基石”,但不可否认,其疗效已达“瓶颈”,您认为今后肺癌治疗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张老师:肺癌的发展方向,我觉得应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化疗。第二个阶段是靶向治疗时代,第三个阶段应该是免疫治疗。从将来讲,化疗占的份额会越来越少,靶向药物会增多,免疫治疗也肯定会进入到中国临床。现在免疫治疗的效果虽然还不错,但是它还是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将来免疫治疗,包括在机制方面和药物方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我认为将来一定还有更好的免疫治疗药物在临床上进行使用。

AME:您认为现在肺癌研究领域遇到的瓶颈是什么?未来在哪些方面可以改正或优化?

张老师:就肺癌来说,将来突破点在于找到更多的敏感基因,也就是驱动基因。找到了敏感基因以后,研发药物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主要要找驱动基因。刚开始我们找到了EGFR,紧接着又找到了ALK基因,后来就越来越多了。就像一个饼,在饼里面,敏感基因被靶向药物分的越来越多了。将来再加上免疫治疗药物,特别是免疫治疗药物如果跟化疗药和靶向药合用进一步增强了效果,那么以后对肺癌的治疗水平会有明显的提升。

AME:您之前在呼吸科呆过较长一段时间,您觉得您在呼吸科的学习经验对您之后从事肿瘤研究方面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张老师:在博士毕业之前都是在呼吸科学习。我之前在呼吸科做的也是肺癌的研究,当时的硕士和博士课题都是肺癌方面的研究,所以其实也是相关联的。现在我在肿瘤科的主要研究方向还是肺癌,所以都是相关的。

研究肺癌与我原来在呼吸科呆过也有关系。另外在我们医院,肺癌患者数量也是排在第一位。我们属于第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我们跟第一附属医院是有分工的。我们医院的心外科合并到西京医院了。第一附属医院有心外科,没有普通胸外科,意味着几乎所有需要手术治疗的肺癌患者、食管癌患者都在我们医院。我们医院的肺癌患者数量要多很多。

AME:我国临床经验和技术可媲美发达国家,但是国内基础研究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您既是一名科学家又是一名医生,您认为该如何促使临床推动科研,科研带动临床,形成互利互惠的关系呢?

张老师:我多次前往美国进行学习。去过美国的很多医院,包括Mayo clinic、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也去过一些很著名的医学院向别人学习。学习他们如何保持在医学上的先进性,与国内的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我确实也看到了国内外一些差距,他们对病人的管理是非常细致的。国外医院的人员配备要比我们多很多,每张病床工作人员的配备,至少要二十个以上。我们国家的人员配备连国外的十分之一都达不到。所以中国的医生要比美国的医生忙多了、累多了。但是中国医生跟他们的任务是一样的,我们不光管理病人,也要做科研。所以科研方面占我们的精力也是挺多的,同时我们还要争取各种基金来做研究。我们现在的侧重点主要是做临床研究,根据病人的情况申请一些课题或者自己设计一些课题,主要是解决病人真正的实际问题。

AME:我们医院在肺癌这一块的研究很多,您能不能介绍一下,与全国其他的医院相比,咱们医院在肺癌研究的优势?

张老师:我们医院做肺癌研究的优势在于:一是科室比较多,不仅在肿瘤科把肺癌当做重点研究方向,胸外科也是。在胸外科每年收治的肺癌患者比我们科还要多。胸外科有八个病区近四百张床,应该说是病床设施配备非常多了。同时呼吸科也在做肺癌研究的工作,把肺癌作为一个重点研究方向。这样一来我们医院在肺癌方向的研究人员是比较多的。呼吸科可能做早期诊断多一点。我们科更多是研究肺癌转移的机制。因为是在肿瘤科,中晚期的肺癌患者会多一些。胸外科主要是接触肺癌的手术方面比较多,每年至少要做几千例的肺癌患者

我们的肺癌患者数量大概在四五千。因为西京医院不做肺癌手术,所以这样一来肺癌手术都在我们医院进行,每年数量应该都在三千例以上。

同时我们医院也会定期做肺癌MDT讨论。胸外科的一些病人会让我们肿瘤科过去会诊,我们有一些病人也会找胸外科的医生过来会诊。如果这个病人有手术的可能性,我们就会与胸外科进行会诊。科室沟通渠道还是很好的。我们跟胸外科的合作也非常好,主要是对病人的考虑。我们医院对肺癌患者的治疗都是成系统的,治疗也是比较规范的。胸外科的手术水平也是较高的,在其他医院不一定能做手术的病人在我们这儿可能还会有手术机会。

AME:您曾在日本德岛大学和美国的Mayo Clinic进行访问学习,并曾赴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等参观学习。你认为亚洲和欧美在肺癌治疗理念上有何不同?

张老师:理念方面的话,国内外基本治疗理念应该差不多,我们看的指南也是美国制定的,看的最多的是NCCN指南。除此之外中国也有自己的指南,比如CSCO也制定了肺癌指南。国内外在国情方面的区别主要在政策上,特别是医保方面的政策不一样。我在Mayo Clinic学习的时候,美国的医生在意的重点不是患者的治疗费用,只要医保涵盖的项目就使用,他们不会在意药品、检查的费用,他们也不用去特别了解。但是这一点中国的医生必须要十分清楚,因为中国的医保虽然现在的覆盖面更广,但是病人仍然还要负担一部分费用。另外,我国临床试验药物,即没有上市的药物,跟美国相比明显要少很多。比如免疫治疗药物到现在国内仍未上市,在美国很早就已经上市了。国外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的药物更多,美国的患者会更先使用到这些药物。国内外药物方面差距在于一是国外药物种类更多,使用时间更早。

还有一方面差距是国内外患者的癌症分期阶段也是有区别的,国内是晚期患者多一点,国外是早期患者会多一些。国外的预防工作要比国内明显做的好,他们能发现更多的早期患者。国外整体管理比我们好,国外的肺癌治疗五年生存情况要比国内的更好。但是如果通过数据来表示,统计出来的五年生存率,国内可能会更高一点。这一点是因为人种有区别,靶向治疗效果不一样。亚洲人种中,有敏感基因突变的病人比例明显比美国高,这样一来使用靶向治疗药物就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了;像EGFR突变,国内的基因突变率至少是美国人的一倍以上。美国大概可以达到14%,国内基本上是30%、40%左右,这都是由于人种的差异造成的区别。

我们的治疗水平还比美国低,且各个区域治疗水平的分布特别不平衡。像北京、上海的治疗手段会更好,但是中国不是仅有北京和上海这种发达城市,其他地方的治疗水平跟美国相比,差距就更大了。

AME:在您这些年的求学、工作中,哪些老师对您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恩师,您有哪些事情至今记忆犹新?哪件事对您影响很大,甚至成为您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

张老师:我在临床待了三十多年,时间也是比较长了,这么多年也确实有一些老师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比如我们医院的一些老教授,像心内科的张宁仔教授都九十多岁了,还出门诊给病人看病,挺不容易的。还有我们科我的硕士导师唐敏章教授,一直出门诊到八十多岁,对病人也是非常耐心,很负责任的一位老师。我当主任这么多年了,原来对我自己的定位是主任和医生。现在变了,现在是医生和主任,次序不一样了。我觉得医生的价值主要在于对病人怎么样,比如医术、服务态度。美国的医生也是如此。在美国,大家并不太看重你的行政职务,看重的是你的学术水平。其实病人不在意你是主任或者什么职位。患者来找我们看病,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医术水平能不能给他解决问题。做了这么多年的医生以后,我觉得医术应该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带好学科。我也当主任很多年了,从1999年开始,当了将近二十年的主任了。

AME:您在临床工作30余年,而肿瘤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总在积极努力却有时候不得不面临患者离开的过程。这对医生的心理等综合素质有很高的要求。您从事肿瘤治疗这么多年,请问您的心路历程经历过哪些变化?

张老师: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更加深刻一点,大家都说肿瘤科的医生没有成就感,好多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就离去了。病人家属不愿意再见到肿瘤科医生,因为他一见到,就会想起亲人的逝世。但是确实还有许多的病人需要进行治疗,需要被人关怀。那么我们医生就应该去做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比较适应了,我们作为医生要尽量地给病人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尽量给病人减轻痛苦。对于老百姓来说最怕得的就是肿瘤,病人得了肿瘤以后,心理方面的痛苦远远大于躯体方面的痛苦,所以在治疗时对肿瘤科医生的要求也是挺高的。所以肿瘤科的医生除了医术以外,人文方面更要加强。

在我刚刚进来肿瘤科时,对于一些年轻的病人的离去,也觉得很无能为力,十分沮丧。特别是经过很多的付出、治疗,最终的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的时候。

AME:作为科室主任,要处理临床疑难病例,要管理好整个科室,要引领科室的发展,也要开展许多与科室外的合作等。请问您如何同时做好这些事情?可以分享一些您在临床工作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吗?

张老师:我科的人员配备比较合理。患者到我们科是对我们科的信任,所以我教育我们的科室人员要对得起病人的信任。我们要对所有病人进行精心诊疗。我们每一个病区都有一个牌子,写着“精心诊疗,专业服务”,以创建中国最好的肿瘤科。这个不能只是随便说的,病人是冲着我们的医术来,所以要做到精心,医疗技术要不断提高。最先牌子上写的是“周到服务”,后来我们改成“专业服务”,我觉得病人来了以后并不是只让他感受到周到地服务,他是奔着你的专业来,所以要给病人更专业的服务。怎样提供更专业的服务?护士对病人态度再好,如果不能精准地扎针、注射药物,病人也不满意。所以首先在专业方面作为一个肿瘤专业的人士,要给病人提供专业的服务。

我们很看重病人的信任,病人奔着你来就是相信你,这种信任确实是应该值得我们珍惜的。

要想保持科室的先进性,就要进行创新,要结合临床实践开展科研工作。还要加强科室之间的合作,合作才能共赢。我们2015年成立了包括唐都医院肿瘤科、放疗科、西京医院肿瘤科和第四军医大学病理科四家单位的肿瘤研究所,旨在加强临床与临床,临床与基础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肿瘤所每个季度都会召开专门的交流会。2015年我们还联合西北地区从事肺癌研究的40余位专家,成立了“西北肺癌联盟”,加强了西北地区医院肺癌领域专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采访:徐文珂、李亮 AME Publishing Company

成文:徐文珂 AME Publishing Company

视频剪辑:麦雪芳 AME Publishing Company

特别致谢:李嘉琪 AME Publishing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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