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直播

WCLC 2017特刊 | 谢聪颖:医早医未,传播快乐

Published at: 2015年第1卷第S1期

张开平
关键词:

WCLC 2017 特刊 

  • 聚焦肺癌精准医学:专家面对面

古希腊神邸的门楣之上刻着“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开启了人类探索未知的欲求。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从未停止步伐,一如医学对于恶疾研究所铸就的一座座丰碑所见证的那样。在WCLC 2017启程之际,AME科学编辑走访十余位中国肺癌专家,进行会前深度访谈,记述一群抗击肺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他们如何醉心于研发最新的武器,探索未知的敌营,奉献毕生精力不磋。他们或追思既往,予告诫;或微析当下,予鼓励;或构想未来,予倡导。邀赏此刊,与中国学者来一场赤诚相对,在共鸣与碰撞中掀起激烈的思维风暴,对酒当歌,是为人生之几何。

“我从小就喜欢医生,觉得穿着白大褂,特别神圣。救死扶伤,比所有的贡献都要伟大,能帮到别人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我每天上班都会经过温州的‘道德地标’——红日亭。您看,这些人多快乐啊。”

谢聪颖

谢聪颖,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化疗科主任,主任医师,肿瘤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理事,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放射治疗专委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华人肿瘤医师协会第一届华人肿瘤放射治疗协作组(CRTOG)执行委员会委员,CRTOG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胸部肿瘤分会委员,浙江省抗癌协会生物治疗专委会候任主委,浙江省医学会放射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医学会化疗和生物治疗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温州肿瘤放化疗分会主任委员。

从本科学习时没有肿瘤学课程到在临床肿瘤兢兢业业20年,从一路潜心学习到在世界肺癌大会做口头报告、研究斩获美国肿瘤放射治疗协会年会最佳论文摘要奖,从幼时亲历家人病痛到为让肿瘤患者不再感觉孤单创办“肿瘤康复之家”、为贫困肿瘤患者专门设立慈善赠药门诊……“能帮到别人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是她一直以来的信念。

谢聪颖出身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发地与引领地——温州,这座位于我国浙江省东南部的城市不仅素有“东南山水甲天下”的美誉,更孕育出了大批极具商业头脑而被国人称为“东方犹太人”的商业精英。在她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因病住院。那时候她跟着母亲在医院陪伴父亲,亲身经历了疾病带给父亲和家人的痛苦,与此同时,她对医生这个“救死扶伤”、从小就觉得特别神圣的职业有了更为深刻的感触。从那时起,她就立志学医,走一条与家族世代经商不同的从医之路。

从小到大,谢聪颖就展现出了“好像和大多数医生不太一样”的性格,“我从小就喜欢主持,大学的时候也做主持人,电台、电视台都有去过,他们说我如果不当医生就会去当主持人。大学5年一直担任班长和学生会主席,那时候我在大学就经常组织辩论赛啊晚会啊,他们开玩笑说我不务正业,因为大学专业课程会比较忙。我那时候就想,医生不光要专业知识过硬,沟通能力、组织能力还有乐观幽默的态度同样不可或缺,而做主持人对锻炼这些能力其实很有帮助。”

图. 大学时在台上主持的谢聪颖(右二)

1997年,谢聪颖从温州医学院(现温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毕业,开始了在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现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内科轮转。在当时,本科学习的时候没有肿瘤学这门课,刚到医院也没有肿瘤科。次年,放疗科刚刚在医院建科,她敏锐地看到了肿瘤的未知与挑战,从不惧挑战的她,笃定地选择了肿瘤方向,来到放疗科。

毕业后的第二年,她前往上海市肿瘤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进修。“我觉得去上海进修对我帮助很大,不论是系统的理论知识,还是科研思维训练。当时大家每天一查完房,马上就各自去看专业文献了,学习气氛很浓,给我印象很深刻。每周还会安排一个学术讲座,讲者在台上讲解非常精彩,底下听众会问各种问题,但这些讲者专业知识非常丰富,几乎问题都问不倒,文献资料掌握得很透彻,让人非常惊叹于他们专业知识的储备。而且几乎每个月都会邀请国际同行来开讲座,非常注重国际交流。”

后来,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她来到华中科技大学攻读肿瘤学博士学位,师从伍钢教授。“我碰到的导师都特别好。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刚划分肿瘤中心的时候,当时他的团队只有几个人,十几张床,经过多年努力,现在发展到1000多张床8个亚专科,还被评为国家重点临床专科。我从伍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不仅是严谨的专业知识,还在学科发展团队建设方面。”

2009年,她受温州市人才基金资助,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医院肿瘤中心做访问学者,师从肺癌领域的知名专家Spring Kong(孔凤鸣,中国第一位放射肿瘤博士后)教授。“她的交流意识特别强,给我的影响很大。在美期间,她经常带我们参加国际大会,像ASTRO(美国肿瘤放射治疗协会)年会、ASCO(美国临床肿瘤协会)年会、WCLC(世界肺癌大会)等都会带上我们,她要求每个fellow都去投文章,那时候就有oral(口头报告)或者poster了(壁报交流),所以比较习惯流程了。我原以为和国外专家比,差距很大,但那之后信心就大了很多。”

图. 谢聪颖(右)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医院肿瘤中心进修结束时,Spring Kong(孔凤鸣)教授(左)为她颁发进修学习证书

“从美国回来,我就开始逐渐积累自己的科研和临床数据,瞄准国际大会投文章,结果发现很多方面我们科研并不比国外差。”2016年,她的有关肺癌早期诊断的研究入选WCLC口头报告,另外还有3项研究入选壁报交流。同年,她的有关早期宫颈癌术后辅助放化疗的III期临床研究在ASTRO年会上获最佳论文摘要奖。该年,她成功当选为CSCO新一届理事,成为入选理事里唯一非省会城市专家。

图. 2016年,谢聪颖的研究斩获ASTRO最佳论文摘要奖

不止于临床与学术的勇往直前、不拘一格,她还奋力投身于肿瘤治疗的慈善事业与科普工作。2009年起,受中华慈善总会聘用,她担任12种药物的指定慈善签字医师。为方便患者,她专门在医院内开设慈善赠药咨询门诊。她还牵头在医院成立了“肿瘤康复之家”,“很多时候患者觉得自己很孤单,我们希望有家属的力量、医护人员的力量、社会的力量,三方携手,以群体的力量抵抗肿瘤,病人就不会觉得自己一个人是很孤单的了,不再是独自去面对肿瘤。”她在科普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不止在每年的肿瘤宣传周大力从事健康宣教,还积极地在医院、电视台、电台、直播平台等多个渠道展开科普工作。“关于肿瘤,很多老百姓缺乏正确的认知,容易被骗。正确的不多推广,就给错误的留了机会。所以我们把正确的理念推广开,病人会自动去抵制那些不科学的信息的。”做为温州市科协界别的政协委员,她在各个场合呼吁开展医学科普的重要性:“只有老百姓对医学这门学科真正理解了,才会减少很多不和谐的医患关系。”

 对话 • 谢聪颖 

  • AME:AME Publishing Company

  • 谢主任:谢聪颖

不惧挑战迎难而上,悉力肺癌早筛早诊

AME:在90年代,肿瘤发病率比现在要低很多,您为什么会选择肿瘤这个方向?

谢主任:确实。我97年毕业,当时来到医院还没有放化疗科,本科学习也没有肿瘤学这门课程。但其实,在上个世纪90年代,恶性肿瘤的发病形势已经开始渐渐严峻起来,所以一些医院开始相继成立肿瘤中心或者肿瘤专科。我当时也意识到肿瘤的巨大挑战和未知,而我本人性格比较喜欢挑战性强的东西,正好医院的放化疗科建科了,所以就很自然地选了肿瘤方向,到了放化疗科。当时加上我,我们科总共只有4个医生,病床才10张。然后我很快就出去学习了,因为系统地专业训练非常重要,最早去了上海市肿瘤医院进修,后来经过硕士博士的肿瘤学培训,然后去了美国学习。

AME:恶性肿瘤里面,肺癌的放化疗多是针对肺癌的中晚期,我看您投入了大量精力在肺癌的早期诊断上,您在WCLC 2016上做的口头报告也是有关肺癌的早期诊断的。

谢主任:对,中国的很大比例肺癌患者确诊时已经是中晚期了,需要进行放化疗,大家也花了很多精力在提高治疗疗效方面。后来,我看肺癌的生存率,I、II、III、IV期肺癌的5年生存率差别很大,I期的可以达到70%~80%,IV期的5%都不到。到晚期,财力精力耗费很大,疗效却不理想,而早期筛查、早期诊断可以比晚期治疗获得更大的效价比,所以我们把部分科研重点放在肺癌的早期。

AME:肺癌的早期诊断离不开早期筛查。您看好哪种/哪些早期筛查方式?

谢主任:美国国家肺癌筛查试验发现,早期低剂量螺旋CT筛查肺癌,患者生存率可以提高20%,花费少且效果好。后来,欧洲又发了一篇文章,不是特别赞同,毕竟低剂量螺旋CT筛查肺癌还是有射线创伤性的,并且阳性率不高。

后来我们就想通过血检进行肺癌早期筛查,也就是液体活检。目前液体活检主要有3个方向:循环肿瘤细胞(CTC)、循环肿瘤DNA(ctDNA)和外泌体(exosome)。

循环肿瘤细胞(CTC)是肿瘤来源的细胞进入血液或者淋巴从而进入整个循环系统,在肿瘤癌变转移的过程中最常见。CTC在循环系统中的含量极低,来源于肿瘤病灶的脱落细胞只有0.01%会有转移性而进入循环系统,1ml的血液中仅能捕获不超过10个CTC,从捕获到鉴定,对仪器设备和实验要求都非常高,从而导致捕获CTC的成本极高。相比于早期诊断,CTC在预后方面作用更明显。因为肿瘤的类型和位置决定了从血液中捕获CTC的可能,同时CTC在肿瘤发展的早期难于捕获。上述因素影响了CTC在肿瘤早期诊断的应用。

循环肿瘤DNA(ctDNA)是来源于肿瘤细胞带有突变的DNA片段。目前临床上没有大规模检测ctDNA的案例,主要原因在于ctDNA的分离、提取、保存及分析方法都没有形成标准。此外血清或者血浆中的游离DNA(cfDNA)会对ctDNA形成干扰, ctDNA在循环系统复杂的环境中的进一步变化(例如降解等)给ctDNA用于肿瘤早期诊断和预后也带来相当大的困难。目前检测ctDNA的主要方法还是通过高通量测序或者数字PCR。上述方法的成本高,对实验人员的技术要求也很高,而且不同方法对结果的解读会不尽相同,这些都影响ctDNA的临床应用。

外泌体(exosome)是直径在30-100nm之间的由细胞分泌的脂双层小囊泡。由于有脂分子层的保护,exosome在各种体液中都能稳定存在。由于所有的活细胞都在时刻分泌exosome,因此以exosome作为肿瘤早期诊断的研究对象,可以不依赖于肿瘤细胞的来源和肿瘤临床分期的阶段,从而实现对肿瘤真正的早期诊断。Exosome在体液中含量极为丰富,以血液为例,仅需要不到1ml的全血即可完成exosome分离鉴定和检测的全部实验操作,相比于CTC或者ctDNA数至十毫升的全血,灵敏度更高。目前exosome作为肿瘤早期诊断的标志物研究中,难点在于区分肿瘤来源和非肿瘤来源的exosome。目前的临床研究中,通过设置多种对照,对入组样本信息进行合理筛选,可以相当程度上避免exosome检测特异性稍差的问题,从操作便利性和成本等多方面考虑,exosome临床应用前景广阔。

这次研究,我们分别从肺腺癌和肺鳞癌患者的血浆中分离出肿瘤来源的外泌体,同时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深入挖掘非小细胞肺癌外泌体microRNA的表达谱,通过临床I期患者和健康人群志愿者信息的比较,我们分别找出了肺腺癌、鳞癌特异高表达和低表达的microRNA,还发现了之前通过芯片数据没有报道的一些靶点。利用差异表达分析,我们发现肺腺癌和肺鳞癌外泌体microRNA中有若干相同表达趋势的靶点,同时也具有各自特异的microRNA表达。通过Taqman探针荧光PCR的实验,我们对分析得到的数据进行了验证。同时我们对一致性较好的microRNA靶点,设计了三套检测组合。在临床样本的验证中,我们的microRNA检测组合在早期发现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方面具有很高的灵敏性和特异性,在进一步找出的可能患者中,我们又利用检测组合区分患者是肺腺癌或者是肺鳞癌的可能性,通过最后和临床病理的诊断结果比较,得到了非常理想的检测准确性。

后来这项外泌体的研究,我们投稿到CCR(ClinicalCancer Research,2016 SCI 影响因子为9.619)杂志发表,整个过程非常顺利,3个审稿人都是一致好评,从投稿到接收一共只用了2~3个月。

理念创新技术攻克,放疗化疗亦可精准

AME:肺癌一旦确诊,就要面对治疗的问题。现在精准治疗是大方向,尤其是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不少头对头的临床试验发现靶向治疗效果优于化疗。在当下精准治疗时代,您如何看待放化疗的未来前景?

谢主任: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先说放疗,原来我们也是做那种大面积的常规放疗,现在放疗方面,已经全面普及精确放疗和调强放疗了。得力于加速器技术的发展,现在我们的加速器基本上都带CBCT了,这就像射线“长眼睛”了一样,肿瘤在哪里就精准看得到了。还有,通过影像技术的发展,放疗野、靶区也越来越小、越来越精准。特别在疗程方面,原来常规的放疗疗程都比较长,要4~8周。现在SBRT技术(立体定向放疗)可以3~5次,或者8次内就能完成。放疗的未来,我认为SBRT很有前景。

药物治疗方面,我觉得靶向药物以后会是主流,免疫治疗前景很大。化疗的比例会越来越少。其实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少,因为这才是精准医疗,因为泛细胞毒的化疗药物确实毒性偏大。

但,化疗现在又有一个有前景的方向是ADC(抗体偶联药物)。它将抗体与细胞毒性的化疗药物连接起来,通过抗体的靶向作用将化疗药物带到肿瘤细胞,从而发挥细胞毒性。这样,化疗药物又有了新的发展方向了。其实这个很早就提了,但由于偶联技术、靶向性、有效性等受限。现在,随着新型抗体偶联技术开发,FDA已经批准了肺癌、乳腺癌的ADC化疗药物。一个想法,一个理念,一个技术攻破,又把化疗药物“救活”了。

不辞辛劳奔波医未,不给谣言留有机会

AME:早筛、早诊、精准治疗为肺癌患者带来了莫大福音,或许最大的福音是有成千上万像您这样的医者在“台前台后”为患者及可能发展为患者的健康人更好的生存与生活而努力。我有看过您在电视台、网络直播等多个互联网媒体上参与的很多肺癌方面的科普、宣教活动,请问是什么驱动您如此热心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谢主任:作为医生,接触到的大多数就是已经确诊了的病人,现在,我们国家每6分钟就有一个新增的肿瘤患者,形势非常严峻。其实医生也是不希望有这么多的患者的,如果能在早期做好健康宣教,早期的预防比后期的诊断、治疗的成效都要来得好。

所以,我很愿意去组织、参与这些活动。比如每年的肿瘤宣传周,我们和电视台合作,更大范围传播预防肺癌的知识。我们做“肿瘤康复之家”也是一样,不仅是为了解决病人的问题,而且可以对患者家属进行宣教,因为一家人的生活习惯和基因易感性等有很大的相似性,这样做就特别有效,病人的家属以及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可以成为正确传播的途径,比我们自己开讲座效果更广。很多患者及家属对饮食非常关注,还有些患者和家属心理承受能力弱,所以我们也会请营养科主任,心理科主任等过来一起授课,效果挺好。

图. 谢聪颖(第一排,左六)携放化疗科“肿瘤康复之家”举办肿瘤宣传周义诊活动

温州市每年都有做癌症的流行病学调查,因为我们医院很大程度代表了温州市的情况,所以我们也会在医院层面每年出癌谱报告。这个癌谱报告还是很有针对性的指导性的,因为就是身边的数据,对老百姓也会是一个提醒作用,有利于癌症关注。

现在互联网发达,大家获取知识的途径多了,但也容易给一些心思不良的人钻空子。很多时候似是而非的消息,老百姓很难准确判断,特别肿瘤患者,到了那个时候,很多事情没法理性判断。这时候,医生的专业知识可以帮助很多人做一些相对理性的判断。所以,我一直认为医生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医学科普方面多做工作,多把正确的理念进行推广。我也是因为比较积极科普工作,2016年被选为“温州市十大优秀科技工作者”。

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身体力行传播快乐

AME:肿瘤科是一个经常面对死亡的科室,不论医生也好、患者也好,都需要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这也给医患沟通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您平时是如何与患者进行沟通的呢?

谢主任:我们98年建科,至今将近20年,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医疗纠纷,可能和肿瘤科室特点、地域特性有关,但医患的沟通是特别重要的。就像我们熟知的“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特别是肿瘤,真的是总是在安慰的,特别是临终的病人,有时候“话聊”比“化疗”有效。

我刚开始毕业工作,很喜欢去观察前辈医生他们怎么跟病人沟通。我们的老主任,特别受病人信任。我发现,他的沟通模式是换位思考,一般都是从病人的角度出发,所以特别能获得病人和家属的认同感,而且他语言很幽默,整天能把病人逗得高高兴兴的。我们原来有个病人,是很年轻的一位英语老师,确诊晚期肿瘤后几乎没治疗意义了,她的孩子在哭,她的父母在哭,她的学生来看望她也哭,她自己就整天沉浸在绝望的情绪中。到最后,我们去查房都不好意思去面对她,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她、鼓励她,因为确实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整个查房气氛就特别差。后来有一天这病人查房时突然精神状态很好,还会跟我们说笑,我们吃了一惊,原来我们老主任特意去找病人单独沟通“您是一名老师,也是一位母亲,还是一位女儿,对于生命确实时间不多,但希望您能在有限的时间里,给学生做一个好老师的榜样,给孩子做一个好妈妈的榜样,给父母留下一个好女儿的形象,因为生命不在于长度而在于高度”。

所以,有肿瘤也好,没有肿瘤也好,死亡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就看最后是一个怎样的状态。以前我们都说一些“好话”,“会有希望的,会好的”等等,我们现在,实际的情况包括生存期等都会和病人说,但会从病人更能接受的角度去说。比如主任的沟通,不是无谓地去安慰,而是去鼓励她承认现实,接受现实,勇敢面对,呈现生命正面的状态。同时用乐观积极、幽默的态度去说,病人更容易接受。

所以,我特别喜欢看相声,幽默大师,笑话等,有时候可以用些段子到病人身上,去幽默的力量去感染他们。我记得有一个人过来参观我们科室曾说过,“本来以为到您们肿瘤科肯定就是愁眉苦脸的,过来发现还都挺正能量的”。

AME:有没有令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患者?

谢主任:有的。其实,我觉得病人都挺勇敢的。有时候他们会在病房里唱歌和说笑话,甚至还在病房里说评书,我觉得换做我们都不一定做得到。

我记得原来有个病人,40几岁,他那时候直肠癌,已经挺晚期的了,做了姑息切除术,因为肠切除而在腹部做了造瘘口。这个人就很幽默,他除了每天在病房唱歌,还经常跟探望他的人说“我现在成半腰桥(注:温州著名地名)了,出名了”

我最感动的,经常有患者在去世后,家属还会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就是因为在生命的最后,我们曾帮助他们一起面对。

有一年冬天,一位病人一直在办公室外面等着,我以为是哪位来看病的病人,结果发现是之前治疗的一位病人。他家住文成山区,交通特别不便利,赶很远就是为了给我送一点家里种的番薯。经过治疗,他已经生存5年了,现在每年过生日都还会发信给我并邀请我参加。

AME:如您所说,我们所有人都将面对死亡。在临床中,当患者已知自己的情况,一些会很想要积极治疗,一些可能不得不放弃治疗,还有一些可能患者本人与家属意愿不一致。遇到这些情况,您是怎么处理的呢?

谢主任:关于死亡这个话题,以前大家比较忌讳,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讨论死亡。我们科也就“如何面对死亡”开了宣教课,是请护理部主任讲的,她去国外专门学习过临终关怀和肿瘤专科护理,没想到听的人很多,而且引起了大家广泛的讨论,大家能公开谈论这个话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有一个现象给我印象很深。当时我跟老师出门诊的时候,一般接待护士和主管医生会明确告知病人病情的实际情况,包括中位生存时间多少。有次一位患者和病人家属了解病情并商量后,一家人决定放弃治疗,并决定在有限的时间里出去旅行。然后他们在病程录上还详细做了记录,“病人家属经商量以后,决定放弃治疗,出去旅行。”当时这个现象给了我很多感触。

平时,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碰到2种情况,一种因为各方面原因治疗很不积极,一种是无论花多大的代价都要积极治疗的。我还是会建议比较理性的选择。因为很多患者和家属碰到这么重大的事件,确实会慌神,决定不了或者决定不理性,我们都特别理解。一般我会和他们多聊,只要患者和家属信任我,我都会为他们提供个人的意见,虽然现在大家说医患关系很不和谐,但我觉得我的专业知识可以更好的帮患者选择最合理的方案,所以,只要患者信任,我还是很愿意提供我个人的意见的。

当然,也有病人意愿和家属意愿不同的。现在在中国,大部分家属还是不想让病人本人知晓病情,所以家属在治疗上有很大的决定权。但我现在沟通都特别强调病人知情,让患者参与治疗选择中。“您们一定要让病人知道,治不治疗要尊重病人本人的决定,可以让他把时间安排好”。

感恩老师砥砺前行,薪火传承救死扶伤

AME:回首这些年,您觉得谁对您影响最大?

谢主任:我觉得我的老师对我影响都挺大的,我都是一步一步从他们身上学过来的。

比如最开始去上海学习,在很早就感受到他们对学术的重视性、浓厚的学习氛围,培养了浏览文献的习惯、查房的程序。受他们的感染,那时候从上海回来,当时我们的老病房正好在图书馆下面一层,我就有空就泡图书馆,把相关的期刊和著作都拿来看。特别是会去挑行业大咖写的review看,这样可以快速了解行业的动态和前景、展望,非常适合年轻的医生,这也是老师教给我的。

读博士的时候,我从导师伍钢教授那不仅学习了专业知识,还学习了学科建设。后来去美国访问,我的导师Spring Kong教授对国际交流的重视以及科研思路对我帮助特别大。现在,每年ASCO、ASTRO、WCLC等大型国内外会议的内容,我都会密切关注,特别是热点和有争议的议题。每次去参会,哪块儿“吵”得最厉害,我就喜欢往哪儿去。现在我们科每年有15~20篇SCI文章发表,其中很多idea都是从临床中这样的“吵”中得出来的。当时Spring Kong教授在注重国际交流以及这种思维方式方面,对我影响至深。

带团队也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缺点,要多去看他的优点。一个团队,目标一致很关键,否则有反作用力的话,得花两倍的力气把他拉回来。这方面从我们瞿佳校长那里学到很多——“筷子发芽、火腿走路、咸鱼翻身”,这已经是他的至理名言了,意思就是要变不可能为可能。早在九七年九八年,那时候瞿老师就说科研很重要,是我临床与科研相结合的思维启蒙老师。

AME:老师、医生、教授、主任等各个称呼里,您最喜欢哪个?

谢主任:我从小就喜欢医生,觉得穿着白大褂,特别神圣。救死扶伤,比所有的贡献都要伟大,能帮到别人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我每天上班都会经过温州的“道德地标”——红日亭。您看,这些人多快乐啊。

访谈后记

虽然访谈前已在网上看过谢主任参加科普宣教的节目,但当访谈见面时,还是一下就被她的阳光、亲切、温暖所打动。

不光笑谈自己大学时“不务正业”做主持人,她还笑着问:“您看,我现在像不像医生?他们好多人都说不像。”

谈到那位大冬天从文成赶来,就为给她送家里种的番薯的患者时,她从包里掏出叠得整整齐齐、患者刚写给她的感谢信给我们看。

原本访谈的时间定在下午15点~17点,结果我们一直聊到天黑,将近19点,沁人心脾的笑声到现在依旧回荡在我脑海里。临走时,一位讲着纯正温州话的阿姨拎着水壶进来,前一秒还在用标准普通话和我们沟通的主任,立刻流利地用温州话和阿姨聊了起来。

 


采访:张开平、熊芬 AME Publishing Company

摄像/成文:张开平 AME Publishing Company

视频剪辑:麦雪芳 AME Publishing Company

特别致谢江苇妍,廖莉莉,宋纪松,许梦杨对本文的大力帮助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