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直播

WCLC 2017特刊 | 善良无悔、心灵美丽的马老师

Published at: 2015年第1卷第S1期

廖莉莉
关键词:

WCLC 2017 特刊

聚焦肺癌精准医学:专家面对面

古希腊神邸的门楣之上刻着“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开启了人类探索未知的欲求。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从未停止步伐,一如医学对于恶疾研究所铸就的一座座丰碑所见证的那样。在WCLC 2017启程之际,AME科学编辑走访十余位中国肺癌专家,进行会前深度访谈,记述一群抗击肺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他们如何醉心于研发最新的武器,探索未知的敌营,奉献毕生精力不磋。他们或追思既往,予告诫;或微析当下,予鼓励;或构想未来,予倡导。邀赏此刊,与中国学者来一场赤诚相对,在共鸣与碰撞中掀起激烈的思维风暴,对酒当歌,是为人生之几何。

马老师,姓马名克威,1968年生于白山脚下,家中排行老大。

马老师一生与“白求恩”结下不解之缘:大学本科及硕士、博士研究生均就读于白求恩医科大学,在白求恩第一医院当了5年心脏外科医生后,奔赴香港科技大学接受了科研的“洗礼”,2006年作为内科医生参与了白求恩胸部肿瘤多学科协作组和白求恩胸部疾病中心的组建,并在吉林省率先开展了肺癌EGFR突变检测指导靶向治疗的科研工作。

外科转内科、临床转科研再转临床——而且一钻进实验室就是4年多。经由这些复杂经历磨练过的马老师有着自己奉行多年的准则:让我干啥就认真干,能干多好就干多好。

在香港学习期间,马老师的研究领域是肿瘤细胞信号传导通路调控。这段经历使得马老师不仅在日后信号传导相关工作中崭露头角,还让他养成一个习惯——无论是新型靶向药物的诞生,还是靶向药物的耐药,他都能找到那个“根儿”所在,永远在追根溯源地看问题。

这与自己当年的“恰当”选择不无关系。对此,马老师颇为自豪,透露作此选择也是因为彼时连续几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均研究的是信号传导通路。所以,贴心的马老师给大家一个提示:最近几年诺贝尔奖多是研究蛋白的。

家附近的菜市场、小区、电影院,甚至外地旅游景点,都能成为马老师粉丝们认出他的地方。遗憾的是,马老师基本第一眼都没能认出对方来。对此,他的解释是,自己虽然不擅长认人儿,但作为医生,好好看病这个本职工作还是得到了患者、家属的认可了。也是,马老师住的楼一共4个单元,除了自己家的单元,还有两个单元里都有他的患者。很多家属即便家人已经离世,见了他仍然大老远就热情主动地打招呼,感谢他之前的悉心付出。

这就是马老师,那个被老同学形容“一直善良无悔、心灵美丽”的马克威老师。

思考,观察

无独有偶,2006年马老师从香港学成归来时,正值著名的IPASS研究诞生。但当时的他,还不知道IPASS的存在。2004年,两位美国学者在Science 和N Engl J Med两本知名期刊上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在体外实验中发现了EGFR突变状态与抗EGFR小分子靶向药物的疗效相关。

受到这两项实验的启发,马老师开始琢磨EGFR突变在临床中的应用。其实早在2001年,还在香港科技大学实验室里学习的他就开始了FGFR、EGFR等基因的检测。只不过那时他们还是自己设计引物、开展PCR、测序,所采用的检测方法相对现在灵敏度、准确度也都差了一大截。彼时马老师香港导师的父亲不幸罹患肺癌,当时接受靶向药物治疗也仍然是“盲吃”的状态。

这些都促使了马老师潜心钻研EGFR突变检测对于指导临床上靶向药物治疗的意义,也使他带领的团队成为了吉林省开展这项工作的领头羊,他自己也成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之一。

从IPASS到AURA3,抗EGFR靶向药物也走过了10年。每种药物的疗效、耐药,马老师都习惯性地问些问什么:为什么EGFR突变的人群对吉非替尼的治疗反应更好?为什么是18、21号两个外显子突变的患者疗效好?为什么三代EGFR TKI奥希替尼对于20号外显子T790M突变患者的选择性更高……

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工作学习,最主要的是让马老师对于理解药物的作用机理方面豁然开朗。他说基础研究对于一个临床医生的成长很重要,真的很重要。那4年的时光让马老师养成了思考和观察的习惯。靶向药物如何迭代换新、最有可能出现耐药的位点,他都会习惯性地用作用机理来解释,也因此更容易理解相应的治疗策略。

“思考”、“观察”成为马老师的两个重要标签

这种遇事思考、观察的习惯一直被马老师延续至今。组建白求恩胸部肿瘤多学科协作组期间,除了前往加拿大Laval胸科医院胸部肿瘤内科学习之外,马老师主动提出前往当时国内在胸部肿瘤MDT方面走在前列的上海胸科医院陆舜教授团队处观摩学习了两月有余。据说当时陆教授颇为吃惊,因为他是国内第一家来此参观的团队。

坚韧,融合

MEF2是细胞骨骼肌调动的重要增强子,马老师的导师一直希望能研究MEF2因子的乙酰化修饰作用。2002年来到香港后,马老师接过了这个重任。

难,是马老师对于MEF2的回忆。一次实验做完,至少要等1个月才能知道结果。这个过程很难熬,因为要时刻做好1个月后失败再卷土重来的准备。

而且,马老师导师是出了名的严格,即使出来了阳性结果也不能沾沾自喜,以为就能立刻写文章投稿了,而是要求反复论证。“正面论证、反面论证、动物中验证、实践中验证,所以这项研究阳性结果出来后前前后后差不多2年才正式发表于MCB杂志。”

但马老师很欣慰,因为这项研究不仅仅是停留在博士后研究课题上,还有很大的临床实际价值。近期,导师与深圳大学合作了一个项目,专门针对肌萎缩侧索硬化(即我们常说的渐冻人),通过调控MEF2等肌肉增殖相关因子来尝试延缓患者肌肉萎缩的进程。

经历过在零下20度的解剖室里冻得一边搓手一边解剖的马老师,虽然认为那段经历不堪回首,但又肯定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因为连那个苦都吃过了,其他辛苦根本不算什么。一名外科医生,完全脱离临床在实验室板凳上一坐就是4年,这并非所有人都能坚持下来。即便是2003年“非典”期间,马老师也一天都没耽误,天天戴着口罩去实验室,大年三十也不例外。有一次还被导师还有家人撞见了,他们惊讶:农历新年这么重要的日子你都在做实验啊!

每天早上7点,实验室对面草坪上,是马老师最快乐的时光。他把挤出来的宝贵的1小时留给了家人,通过长途电话以解思乡之苦。8点,带着来自家人的企盼和鼓励,重拾心情,转身投入实验室。

这种刻苦和坚韧,使得导师将马老师留了一年又一年。要不是06年爱子开始上学,马老师必须回长春照看其学习和生活,导师还舍不得放他走。

2005年,即将离开香港科技大学回长春的马老师

回想在香港的时光,“融合”是马老师认为最难适应的。首先,要学会将自己的临床医生身份与科研工作相融合。其次,需要跟只习惯说粤语的香港本地人融合。第三,还需要跟在香港的形形色色的外国人融合。

考验的时刻来了。2004年,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三所香港重点大学需要各选出一名杰出的学生代表,面向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及香港三所大学共160名学生进行自己的学习成果汇报,同时还要接受现场问答。幸运的是,马老师因为在MEF2领域的杰出成绩而被选为香港科技大学的代表。

为了能“不出丑”,马老师整整准备了一个星期。“所以我后来在任何场合下作报告,从来没有怯场过,因为经过那样一次锤炼,感觉自己仿佛重生了一般,再也无所畏惧。”

平等,协作

2006年,刚回到白求恩第一医院的马老师,就被院长叫到了办公室。因为他在科研工作方面的经验,院里希望他发挥自己的优势,转战内科,借着医院组建肿瘤中心的机会把肺癌内科工作做起来。

   “让我干啥就认真干,能干多好就干多好。”骨子里有股韧劲儿的马老师,毫不犹豫地服从了分配,再次担起了重任。

当时的胸外科刘国津主任跟加拿大Laval胸科医院的胸外科主任Deslauriers是好友,医院特邀与白求恩医生同为加拿大人的Deslauriers医生来长春两年,指导筹建白求恩胸部肿瘤多学科协作组和白求恩胸部疾病中心。Deslauriers医生也充分发挥了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协同爱人一同来华,积极投入其中。

马老师连同李红艳、彭丽萍、赵勇分别作为肿瘤内科、胸外科、呼吸内科医生及护士代表成为首批入选多学科团队的重要成员。为了与国际最新MDT理念接轨,Deslauriers医生请他们前往Laval胸科医院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学习。

Laval胸科医院专门有一位医生负责马老师的指导工作。出门诊、接诊、与患者交流、看处理患者的程序,观察临床多学科的每一步配合,都成了马老师在加拿大的学习日常。

在此期间,马老师最大的收获就是更加理解了平等和协作的概念。

2008年,马老师与其在Laval胸科医院学习期间老师(右一)合影

早在香港时,马老师就从导师身上体会到了平等一词的深刻含义。导师永远都给他平等交流、对话的机会,并不会因为自己是老师就强制性地要求他必须按自己的要求做。马老师发现,在MDT讨论过程中亦是如此,现场感尤为强烈。

Deslauriers医生有两个雷打不动的原则。其一,需要MDT讨论的患者必须要提前预约,而不能临时加入讨论中。其二,会诊之前所有病例都对参与医生保密,医生不能提前查资料准备,以此强调现场大家平等地在一起讨论,临场决定自己的选择。

讨论中,Deslauriers医生自然是核心。不过,“权威”也有被质疑的时候,马老师有一次勇敢地跟他说了“No”。一位参与多学科会诊的患者肺内有数个转移瘤,马老师认为其胸膜可能已有转移,不适合手术,但Deslauriers医生坚持认为,单肺叶内多个转移瘤患者仍然可以从手术获益。讨论到激烈之处,他生气地问马老师:你知道世界上第一个写肺多发转移瘤手术的人是谁吗?马老师淡定地回答:不知道。

后来,经人提醒这个人就是Deslauriers医生。在他的坚持下,对这例患者还是尝试进行了手术,但在手术过程中发现,胸膜的确如马老师之前预测的,已经发生了问题,最后手术还是没做成。事后,Deslauriers医生认真地对马老师说:“马,你是对的,这次我错了。”

现在,虽然Deslauriers医生已经离开长春多年,但马老师与他一直保持着联系,偶尔一两次回长春时马老师还会带他去吃心心念念的豆腐串。

价值观的趋同一直是马老师强调的,他认为这是双方合作的基本,在任何人、事上皆如此。Deslauriers医生曾告诉他,真正以患者为中心,让患者得到最满意的治疗,这是原则。他对此深以为是。

白求恩胸部肿瘤多学科协作组成立之初,肿瘤内科患者是最少的。那时其他几个科室不顾个人得失,顾全大局,从患者角度出发,给了肿瘤内科以最大的帮助。尤其是在2008年胸外科邵国光主任上任后,内外科间的协作更加紧密,会诊时间也从每周一次调整为每天一次,每天早上8点到9点,雷打不动,到今年已经坚持了9年。

一次上海肺科医院姜格宁主任来医院参观时正好碰上了多学科会诊,对于这个团队能连续多年坚持每天会诊、并且从未间断赞叹不已,并表示,这也是当今同行中的典范。

尚美,至善

马老师还是白求恩精神的坚实拥趸。他说,白求恩第一医院的院训——“大医精诚、尚美至善”,正是对白求恩精神的进一步演绎。无私、奉献、国际人道主义精神,都在这8个字的字里行间流淌着。

美,从心灵上净化自己。马老师心中的美,是舍弃小我、顾全大我,一切从患者的角度出发。

善,把自己力所能及的做到极致。马老师认为对于医生而言,善是根本。善字做不到,一切无从谈起。

长春这个城市,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市区常住人口近500万。基本上没进过菜市场的马老师,有一次心血来潮陪着爱人去买菜。到了一个卖西兰花的摊位,摊主特别激动地说:您是马大夫吧?我妈妈就是您治过的病人,她现在不在了,但您当时给的方案老人很舒服,她陪我们的时间远远超过了预期,一直想当面谢谢您呢。最后,说什么也要送一个西兰花给马老师,怎么推脱都推脱不过。最后,捧着西兰花回家的马老师心里想:以后不能再来菜市场了。

又过了不久,马老师带着儿子看电影。旁边一位也带着孩子看电影的男士突然拉住他:马教授,还记得我吗?我父亲是您的病人,当时您给的治疗意见是……得,以后电影院也没法去了。

工作繁忙的马老师很少陪家人出去旅行。两年前一次陪家人出游,在一个岛上避雨时,又碰上了一位患者家属。“连这里都能遇到?!”马老师“崩溃”地想。

低调的马老师并不把被患者及家属认出来作为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反而他每次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认为,好好给人看病,本来就是分内的事儿。

明史,正直

这个团队正是马老师的骄傲和期望

说起对年轻人的希望,马老师想了一下说:“希望他们多读读历史。”读完历史他们就会慢慢体会出,任何事物都是有其发展规律,越读自己就会对生活、工作、人生有更加清晰的认识,读史使人明鉴。“了解历史,有自己的信仰,才会有自己的坚持。”

正直,是马老师希望别人给他的评价。自小在长白山脚下长大的他,几乎每年都会和同学结伴从北坡登顶。2016年,再登北坡的他,收到老同学特意制作的一首形容他的诗:

我会一直善良无悔。

因为我始终相信,心灵美丽,世界就美丽。

2015年,马老师于长白山北坡

 对话 • 马克威 

  • AME:AME PublishingCompany

  • 马老师:马克威

AME:2006年您在吉林省率先开展EGFR基因检测时,在原本就比较昂贵的靶向药物基础上再增加额外的检测费用,患者及其家属是否能接受?

马老师:06年刚开始开展的检测,还只是根据患者的标本进行试验性的检测,还没有到临床指导用药的阶段。

AME:从临床试验性检测到临床指导用药阶段,推进得顺利么?

马老师:说实话,那时并不是很顺利。早期的时候,不用说患者了,连制药企业都不希望往下推进。因为经过检测,用药人群必定缩窄,企业的盈利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不过,后来随着研究证据的积累,大家在治疗理念上认识的不断增强,一切从患者角度出发,如何使疗效更好成为大家的共同目标。

AME:能否举个例子说明一下研究药物作用机理对于理解药物治疗策略有很大的帮助?

马老师:我们都知道,EGFR突变一般是指18、21号外显子突变。二者的突变能增加EGFR抑制剂的敏感性,而20号外显子的突变却会导致EGFR抑制剂原发耐药,即T790M点突变。因此,后面的二代、三代EGFR TKI一定是针对这个耐药突变而研发的,也就是针对这个点突变后新的空间结构设计的药物,其中三代较二代对于空间结构的控制更为理想。

另外,为何三代EGFRTKI会出现耐药?奥希替尼是通过将c797位点上的离子键改为更为结实的共价键来达到不可逆的目的。然而,肿瘤细胞太聪明了,它会通过将c797的氨基酸突变为s来抵抗共价键,从而形成耐药。这也是为何研究者迅速研究出了三代EGFR TKI耐药位点,并已经着手开始研究如何对抗耐药的问题。

AME:在香港那段时间的学习经历,对于您今后在科研方面的认识有何影响?

马老师:特别强烈的体会就是,如果有一个好的科研环境,能够潜下心来、心无旁骛地投入科研,没有做不成的。只要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一定能做出东西来。

AME:您觉得关于MEF2的那项研究为何能发表在MCB和JCB?为何被引用了近50次?

马老师:首先,真实。如果真实性不够,它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其次,重要。因为应用范围广,很多涉及骨骼肌相关的研究都会涉及。所以,有时虽然是小文章,但引用的次数却很多,因为研究领域有某种普遍性。

AME:为什么当年在香港能坚持了一年又一年?

马老师:一个个实验在手里,不敢耽误。我那时经常是四五个实验一起做,一个在等结果期间,就做着其他的。不把这些自己接手的实验做完,是对工作的不负责任。另外,导师教了我这么多,咱得对得住导师。再有,我在实验室待到第3年的时候,已经成为当时技术上最全面的一位了,因为几乎实验室里所有相关的实验我都做过了。很多新人来到实验室,我有义务也有责任进行带教。如果我随便扔下离开了,很多实验条件都需要后来再重新摸索。我不能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实验室和导师。

AME:Deslauriers医生为什么坚持自己那两个原则?

马老师:他认为提前预约是对医生起码的尊重。另外,预约后才能使工作人员有时间充分准备患者检查资料,临时加来的往往资料不齐,影响现场讨论效果。同时,他要求医生不能提前看到患者资料,是因为希望大家在现场头脑风暴,这是MDT的精髓所在。

AME:为什么您一直在强调价值观的趋同?

马老师:这个太重要了。像我们跟邵国光主任合作了将近10年了,如果双方连基本的价值观都不一致的话,合作根本无从谈起。当你遇到价值观一致的伙伴,什么阻碍都不是问题,互相扶持,一起走下去,其他因素在价值观面前都不算问题。

AME:被患者和家属认出来没有成就感,那什么有成就感?

马老师:自己治过多年的患者,多年后还能来复查,看到他们走进来的那一霎那,最幸福,也最有成就感。

AME:最近收到的一份来自患者的印象深刻的礼物是什么?

马老师:有一位老人家,家里经济条件非常不好,但她每次来看病,离开时都想着要给我点儿啥,我怎么说不用她都坚持。最近一次,她跟我说,马大夫,你看我家里不富裕,也没带啥东西,我琢磨半天,看你出门诊太辛苦,把这个颈椎理疗仪给你吧。然后,她不由分说地就给我戴上了。那个东西会发热,我就戴着它接着出门诊了。

AME:回到2002年,去香港科技大学学习之前,想对那时的自己说点什么?

马老师:你的刻苦、努力都不会白费,坚持下去。


采访:廖莉莉、于苑 AME Publishing Company 

成文 :廖莉莉 AME Publishing Company 

摄影:廖莉莉 AME Publishing Company,部分照片由马克威教授本人提供

视频剪辑:麦雪芳 AME Publishing Company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