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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宇光:让世界看见中国麻醉

Published at: 2015年第1卷第S1期

董杰
关键词:

北京协和医院垂体疾病MDT团队访谈

“……今天我的命运在你们手里,我们学会的命运也在你们手里。我想你们今天的选择是历史性的,但是历史会告诉你们,你们是不会失望的。今天我就属于你们了……”。2014年2月23日,在新西兰召开的世界麻醉医师协会亚澳分部(AARS)执行委员会换届改选竞选演讲中,黄宇光教授以70秒流利的英文演讲征服了现场的评委,成功当选为AARS执行委员会常务理事,并于次日执行委员会议上当选为AARS副秘书长。

在宣布结果时,当“Dr. Huang from China”在诺大的会场回荡,一排参会的中国人站起来欢呼。“有种申奥成功的感觉!”回忆起当时竞选的场景时,黄宇光至今仍然些许激动。“在国际上发出中国麻醉的最强音,如今我们有了这个底气。”

此次换届选举由代表23个国家麻醉学会的68位代表现场投票,产生了新一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司库等。作为上一届秘书长,来自西京医院的熊利泽院长当选为新一届主席。中国获得了AARS九名常委中的两个席位,得到有史以来最高的地位和最多的常委人数。随后在2016年8月28日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麻醉医师大会上,黄宇光教授经现场投票又当选为世界麻醉医师学会联盟(WFSA)的十三位常务理事之一,这不仅是对个人的认可,更是对中国麻醉学界的认可。

在世界麻醉学会联盟(WFSA)选举大会上黄宇光作为候选人当选常务理事(2016年)

黄宇光与熊利泽主任委员在世界麻醉学会联盟(WFSA)选举大会期间合影(2016年)

儒家经典《大学》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提出从一个人内在的德智修养,到外发的事业完成,构成一贯不断开展的过程。

作为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黄宇光的个人成长、在麻醉领域精耕细作、推动我国麻醉学发展、让中国麻醉界在世界的舞台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在记者看来,这一条医路历程是对《大学》八目的恰当诠释。

“修身、齐家” 

协和医学院当年最年轻的教授

1960年,黄宇光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76年,16岁的黄宇光从高中毕业,赶上“上山下乡”的尾声,插队在安徽省当涂县乌溪公社金庄大队后汤生产队,体验了务农的点点滴滴,丰富了人生的阅历。

1977年12月,全国570万名考生在同一时刻走进了高考殿堂——因“文化大革命”中断了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终于得到恢复,黄宇光成为百万考生中的一员,当年的高考录取率只有6%~7%,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1978年黄宇光考入了皖南医学院,1983年大学毕业后留在本校附属医院。

“那时不像现在可以挑专业,医院给了我两个专业选择,一个是妇产科,一个是麻醉科。”黄宇光回忆,“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妇产科病人看到男大夫就跑,为了逃避妇产科,我就选了麻醉科。”

做了两年麻醉科医生后,1985年黄宇光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1991-1993年,黄宇光到美国犹他大学进修学习,开阔了专业视野。回国后于1994年破格晋升为副高,1998年破格晋升为正高,2002年成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协和医院优秀的职业环境和人文氛围成就了黄宇光职业生涯的“跳跃式”成长。

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是中国现代麻醉学的发源地之一。谢荣、赵俊、罗来葵、罗爱伦等一大批麻醉奠基人和前辈均出自协和。2007年,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的“接力棒”传到黄宇光手上,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多年来,他带领科室团队坚持安全、高效的人文的理念,始终以医院的大局为重,鼓励优秀人才有为有位,融入多科协作改善患者预后。

在学科建设方面不断创新,例如率先倡导手术三方核对制度、激励性的不良事件上报制度、优化手术麻醉平台的安全举措,倡导多学科合理用血和临床用血预警体系,协助国家卫生计生委起草制定国家级《麻醉质控核心指标》和《临床输血技术规范》,获得国家卫生计生委的认可,一些举措成为国家行业标准在全国推广。

黄宇光教授在临床麻醉一线耕耘三十五年,注重临床创新,患者优先。1994年率先在国内倡导和践行PCA技术。1999年率先在国内开展神经刺激器定位外周神经阻滞技术。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国家卫生计生委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称号。

对于这一切,黄宇光称自己很幸运,赶上了好时代。而这一切何尝不是挑灯夜读、潜心钻研,用勤劳和汗水换来的呢?对于“上山下乡”的岁月,黄宇光将其看作是对人生的历练。“‘上山下乡’使我看待困难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如今遇到困难,想到那时候,就不再觉得困难了。”

如今面对困难,黄宇光都能淡然处之

“格物、致知”

麻醉技术和理念飞速发展

人类的文明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麻醉学科的发展却仅有171年。我国东汉时期的名医华佗发明了麻沸散,用于手术中全身麻醉药剂。直到1846年10月16日,美国波士顿牙科医生William Morton将乙醚成功用于手术麻醉,成为麻醉学科的里程碑。我国1950年开启了麻醉学科的征程。

黄宇光介绍,在麻醉学科出现以前,人类在解决创伤和手术痛苦方面是野蛮的。按压患者、捆绑、用木棒敲头、喝酒等方法都被尝试用于解决手术引起的疼痛。“居里夫人生孩子后,大家都前来恭喜她,而她自己却感到很抑郁。为什么,她说又把一个生命带到世界上来遭罪”。

麻醉术的诞生改变了世界悲惨的一面,提高了人类生存的能力和生活质量,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麻醉学科的出现为外科学乃至医学不断发展提供了保障。

近三十年来,麻醉学科得到飞速发展。黄宇光回忆,1985年他刚来到协和时,麻醉大夫所用器械仅有听诊器、血压计等简单的器械,麻醉大夫手摸着病人脉搏,一边看着手术野,一边给药。而如今,麻醉仪器设备及可视化技术等一应俱全。黄宇光认为,如今麻醉的发展可用“控制”这两个字加以概括。“不仅患者的神志、痛觉可以控制,患者的血压、脉搏、呼吸、体温、酸碱平衡、电解质等内环境全都掌控在麻醉大夫的手中,可以第一时间了解这些数据的动态变化,及时加以调控。”

麻醉学科最初只是用于解决患者的手术痛苦,在老一辈麻醉学家及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我国的麻醉学科在临床麻醉、疼痛治疗、围手术期危重患者的救治等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如今,麻醉医生为患者保驾护航,使外科医生能在宽松的氛围中踏实地做好手术,保证病人手术麻醉安全、治疗干预有效并相对舒适度过。

“以前做胃肠镜、支气管镜时患者很痛苦,都要忍着。人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开刀、做内镜检查哪有不疼的?如今这些操作都可以在麻醉下进行,病人睡一觉手术就做完了,术后还能得到良好的镇痛。人们的观念也随之改变,原来可以不疼,为什么还要遭罪呢?”黄宇光表示,“随着麻醉学科的进步,许多原来不能做的手术现在都能做了,原来不敢麻醉的患者现在也都敢麻醉了。”

黄宇光在手术室多科协作抢救危重患者(2017年)

“诚意、正心”

给生命以关怀 给生命以尊严

“医学中不管是哪一个专科,都有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保证病人安全,避免伤害,这是最基本的。在安全的前提下,医生做出的临床诊断、治疗等各种干预要尽可能有效。此外,还要重视患者的舒适。”作为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的常务理事,黄宇光对于人文关怀有着特殊的理解。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为全国性、非盈利性社会团体,由著名消化内镜专家、原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教授的夫人李家熙创立。“李家熙是从事非医学领域的专家,她为什么会对生命关怀感兴趣?”黄宇光讲述,那是2008年的春节,中央电视台春晚中有一首歌曲《常回家看看》,而黄宇光当年却没能回家过年。当年,陈敏章老部长患病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黄宇光参与了陈老的疼痛治疗工作。而在一开始,李家熙却对镇痛治疗充满顾虑,“怎么能给他吗啡呢?怎么能给他芬太尼呢?这不要成瘾吗?”但是治疗的过程证明,在那种情况下进行的镇痛,呵护了患者的生存质量,却没有出现成瘾现象。

出于对患者生命的尊重与呵护,李家熙牵头创立了中国生命关怀协会,以传播生命文化,关怀生命过程,维护生命尊严,提高生命质量,延伸生命预期为宗旨。

其实,对于吗啡、杜冷丁、芬太尼等常用的镇痛药,人们存在诸多误解。中国人民是鸦片战争的受害者,全社会对阿片类药物的恐惧非一日能够改变。导致一些人误认为阿片类药物是“吸毒”,过度担心“成瘾”。一些观点认为“麻醉会让人变傻”“小孩儿麻醉后学习记忆力会不好”。实际上,一次性的麻醉过程是可逆的、可恢复的,如果没有短期内反复使用麻醉药物,则不会造成记忆力的明显下降。

看门诊时有些肿瘤病人疼痛非常剧烈,其他药物很难控制,此时,吗啡类的强效镇痛药物是可行的选择,但患者往往担心,“用了之后,到后来怎么办?”对此,黄宇光感到有些遗憾,“病人总觉得他自己还有后来,其实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许多病人已经站在了生命的悬崖边,没有多少选择了。这时没有过多考虑的机会,唯有尽力提升生存质量,让患者好好地有尊严地活着,少遭些罪。”

黄宇光强调,强效镇痛药物是把“双刃剑”,恰当使用能解除病人痛苦,不恰当的使用会引起很多副作用,包括呼吸抑制、心理依赖等。一定要将医疗目的用药与吸毒加以区分。一方面,要鼓励医疗目的镇痛药的使用,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而另一方面,要与“吸毒”划清界线,控制药物的非法使用。

“治国、平天下”

国内院间缩差距  国际舞台发强音

现代麻醉学科正在努力走出手术室,融入围手术期医学。麻醉医生仅仅关注手术室的工作是不够的,麻醉医师加入围手术期多科团队协作是大势所趋。在保证患者这安全的前提下,多学科聚焦加快患者术后康复,提升患者生存质量。麻醉医生不仅要关注麻醉安全,也应关注患者手术后的功能康复和转归。

作为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黄宇光对“从麻醉学到围手术期医学”进行了设想。他提出对内和对外两大策略。

第一是对内。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征之一就是学科发展的不均衡。不同地区、不同级别医院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因此,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全国分级诊疗制度,麻醉学科也不例外。学会需要通过大力推进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进行人才规范化培养。通过资源分享,弘扬优秀文化,关注基层共同发展,提高麻醉整体水平,缩小地区差距。

在担任北京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主任委员期间,黄宇光就曾提出过两个行动。一个是纵向的“传承行动”,强化知名老专家与中青年人才的相互交流,不忘初心。另一个是横向的“牵手行动”,借助医学会的平台和资源涵盖北京地区近200家医院的麻醉科,让三甲医院麻醉科与二级医院、郊区县医院麻醉科牵手帮扶,利用大医院麻醉科的资源和人才优势,实现区域麻醉整体水平的提升。

第二是对外。近年来,我国麻醉学科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高。“我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麻醉学也随之快速发展,我们的麻醉学科有这么大的体量,不能满足于国内的沾沾自喜,理应延伸到国际舞台。”黄宇光说。

在2013年10月11日召开的第22届国际麻醉药理学会(ISAP)年会上,黄宇光当选为国际麻醉药理学会主席,这是在由西方主导的学会里第一次由中国学者担任这一要职。

“中国迟早会有代表进来。”从ISAP常务理事到秘书长、副主席,一直做到主席,在这个过程中,黄宇光逐渐体会到,中国麻醉这些年的发展不易,同时也让世界同行惊讶,作为大国崛起,在国际学术组织中,中国麻醉人也有了自己的话语权,他感悟道,所有这些都与国家的强大、协和医院的栽培以及学科的强大休戚相关。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年,中国的医疗为全球作出了突出贡献。今年的5月18日,《柳叶刀》杂志发布了“全球医疗可及性和质量排行榜”,报道分析了从1990年到2015年二十五年间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服务可及性和质量指数”。在这份排行榜中,中国的医疗服务可及性和质量指数从1990年的49.5增长到2015年的74.2,是近25年来,全球进步幅度最大的5个国家之一,中国医疗水准大幅提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可以看到,中国手术麻醉体量远远超过美国,尽管我们发展不平衡,但整体影响力难以忽视。

麻醉学科正成为现代医学尤其是外科发展的保障性平台学科,近期,我国麻醉科人才短缺现象已经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相信相关政策的落实有助于学科间均衡健康发展,进而改善医疗资源不平衡问题。

黄宇光随中华医学会代表团赴巴基斯坦进行学术交流(2016年)

黄宇光接待来访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麻醉学会的专家(2017年)

 关于垂体瘤疾病MDT团队 

1992年,由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史轶蘩院士带领完成的“激素分泌性垂体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临床医学研究领域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样高级别的奖励并不多见。在该研究开展的期间,黄宇光在协和医院就读研究生,目睹了研究项目的进展和成就。

黄宇光说,协和医院的垂体瘤诊疗中心是“王牌”之一,对垂体瘤的诊疗作出了巨大贡献。严谨是协和的优良传统,多学科协作是历代传承。“激素分泌性垂体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项目便是内分泌科、神经外科、放射科、病理科、麻醉科等多学科通力合作对结果,项目对垂体瘤的早期诊断、病理分级、规范化治疗、麻醉处理等提出了一整套创新型的方案。

在该项目中,赵俊教授带领麻醉科团队潜心研究,包括高文华教授、罗爱伦教授先后做了大量的临床研究工作。由于垂体瘤有很多分型,包括生长激素细胞腺瘤,伴肢端肥大症或巨人症;催乳素细胞腺瘤等,麻醉医生要根据不同的分型,对病人安全有效地实施麻醉。因此,当时在麻醉方法、麻醉的安全性、麻醉对病理生理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发表了相关文章。

目前,除了垂体瘤联合治疗中心,协和还建立了包括胰腺癌在内的多个多学科的诊疗中心,为难治性及复杂性病人提供系统诊治方案和绿色通道,集中体现了协和医院“多科协作、综合优势”特色,体现了患者至上的人文理念。

 优秀英语“养成记” 

说起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恩师,黄宇光最为感激的就是美国犹他大学的KC Wong教授和北京协和医院的罗爱伦教授。其中罗爱伦教授像“妈妈”一样呵护关照着黄宇光。

黄宇光在美国犹他大学和导师KC Wong教授的合影(1991年)

黄宇光和恩师罗爱伦教授在麻醉学术会上共同主持(2015年)

早年,罗爱伦教授就发现黄宇光是棵“苗子”,便开始精心培养。“罗老师对我特别地关照,要求也很严格,我看到她就害怕。”黄宇光回忆,“研究生毕业后,罗老师说我方方面面都不错,就是英文差了一点。”

“上山下乡”的年代耽误了黄宇光的英文学习。1978年上大学后,黄宇光才开始学习26个英文字母,以这样的英文水平能考上研究生已实属不易。

受到罗老师的鞭策,在美国学习的两年,黄宇光在英文上下足了功夫。到美国后,他首先订阅了当地的盐湖城论坛报(Salt Lake Tribune)。“报纸很重要,我就天天阅读,泛读,偶尔查查字典,多数是连猜带蒙。看着看着,阅读的速度就快起来了。”

看电影是黄宇光学英语的另一个途径。“盐湖城当时有一块钱的电影(one dollar movie),我那时一个人在那儿,晚上周末就去看电影。尤其是周末,两场、三场地连着看。一开始听不懂,渐渐就懂了。”

犹他大学图书馆是另一个黄宇光经常光顾的地方。“那时没有CD和DVD,全是大卡带。我就办了图书证,戴个耳机,一人一间,看着小电视,一看就是几个卡带,硬是把这耳朵练出来了。”

黄宇光还喜欢与犹他大学麻醉实验室的技术员——美国的詹姆斯·斯考特聊天。甚至连摩门教的传教士上门进行宣传的机会都不放过,与他们聊天学英文。

两年后,黄宇光的英文水平和专业水平同时得到了提高,受到同行的认可,学英语如此,专业的进取,同样如此。


采访:廖莉莉 AME Publishing Company

成文:董    杰 AME Publishing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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