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直播

吴开俊:开荒不止,俊伟无私

Published at: 2015年第1卷第S1期

江苇妍
关键词:

引言

曾有这么一个科学家,叫罗伯特·胡克。他创造了万向接头,发明了显微镜和望远镜,命名了“细胞”一词,还写下了著名的胡克定律,成为万有引力定律诞生的引路人。

然而,在胡克去世后不久,与他学术纷争不断的牛顿当上了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学会随即把胡克实验室和图书馆解散,其学术成果或被丢失、或被销毁。罗伯特·胡克这个名字,顺其自然地在历史上消失了两百多年。

一度传为牛顿“自谦”的一句美谈——“我只不过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在21世纪,世人却有了新的解读, “巨人的肩膀”或非谦词,更似反讽胡克驼背、瘦小的体态。

历史长河曾经淹没了多少伟人,无从考证。我们非常感谢历史学家重新“发现”胡克,“巨人的肩膀”不管出于何意,改变不了胡克对万有引力定律诞生的功劳。每一个理论的诞生,每一项技术的发展,如今科学的繁荣,现代医疗的进步,都离不开一个个当年在“荒芜”的环境下埋头开垦的“巨人”。他们有些没有名字,常常没有被记载,终身孤独,潜心修学,逆流而上,造福后世。

上世纪末,有一个男人开垦了中华大地上微创外科这片荒土,他曾经是孤独的,被否定的,没有功与名,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片荒土。如今芳草萋萋、绿树成荫,他还没来得及乘凉,又去开拓新的天地,从未停歇。

吴开俊我国微创外科事业的开拓者。

  • 1949年12月由新加坡归国。

  • 1967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

  • 1981~1984年于美国匹兹堡医学院进修,博士后学习。

  • 1984年至今,在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工作,现任副院长。

  • 1991年定职教授,并享受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

  • 1992年接替钟南山院士任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直至2001年。

  • 2002年到2004年,受聘于广州中医药大学祈福医院,任院长。

  • 曾任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微创外科中心主任导师,博士后导师。

“我要反鲁迅而行,弃文从医,拯救更多的人。” 

“我真的非常佩服那时候的老教授。”

“我这辈子是开荒牛的命,喜欢开没有人开的荒,按时尚的讲法,‘具有创新的思想’。总想走别人不敢走的路。” 

“我已经做了30多年微创,我觉得还可以做到80多岁。”

吴开俊老教授今年已经75岁了,慈祥,和善,没有印象中大专家的严肃与高冷。

图1. 吴老受访于广州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医生办公室

缘何学医

1942年,吴老出生于广州的一个高知家庭,父亲是羊城晚报社的总经理。自幼受家庭氛围熏陶的他早已做好继承父亲衣钚的准备,立志成为一个新闻人。

然而,1958-1961年大跃进,这是一个人民群众无比团结却又穷困潦倒的时期。当时医学界发生了两例特大新闻。在上海,钢铁工人邱财康由于一次工厂事故,全身89.3%面积的皮肤被灼伤,深度灼伤面积达23%。为抢救邱财康,医院当年派出40多名最顶尖的专家成立专门救治小组,还有难以计数的护理团队、后勤小组,最终创造了一个医学奇迹。随后,在广州,某化工场的一次事故里,技术检测员向秀丽扑身救火,阻止了火势蔓延和工厂爆炸的可能,但她却被严重烧伤。

由于父亲职业的缘故,掌握着第一手新闻资料的吴老非常清楚那次事件的始末。在意外发生后,广州市同样动员了许多力量抢救向秀丽,连中医学家邓铁涛也参与抢救的行列当中,可见参与抢救的专家数量之多,专业领域之广。上一个医学奇迹的发生,让吴老心底里有一丝信心,吴老以为向秀丽也能像邱财康那样被抢救成功。

图2. 医院抢救向秀丽,图片来自网络。

遗憾的是,奇迹并没有发生。向秀丽在医院休克了三天三夜,最后因伤势过重而牺牲,终年25岁,被追封为革命烈士。

同样是动员了大量专家的抢救,却换来了两种结果。还没从落差感中恢复过来的吴老,紧接而来的打击是,最要好的朋友的姐姐由于肝腹水离世,让正在读高中的年轻热血的吴老受到了非常大的触动。

“原来,医学上的奇迹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发生。如果我加入了临床事业,会不会有所改变呢?毕竟新闻记者是没有办法拯救生命的,能够做到的事情是有限的。”

“我要反鲁迅而行,弃文从医,拯救更多的人。”那时的他怕是没有想到,他除了拯救更多的人,还直接改造了中国外科的全貌。

那十年

风起云涌

1961年,吴老顺利考入名校——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以下简称“上一医”),接受为期6年的本科教育,大学期间任医学院团委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1965年,他曾作为医学院代表出席全国十八届学代会,并受毛主席等第一代领导人接见。优秀如他,毕业后本该是一帆风顺的。

然而,吴开俊尚未毕业,进入实习后期,文革开始了。他敬重的父亲作为“黑帮报刊”的主要人物被“打入牛栏”。同时,坐拥全国一半以上正教授的上一医受到巨大的震荡,莘莘学子被无情地分裂为保皇派和造反派。吴老同时面对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冲击,“我当时真的很不能理解(文革)。”

另辟蹊径

“我应该是保皇派的,其实也没怎么在保。”采取消极态度的吴老决定不等分配,和团委书记周剑萍组织了19名各年级的学生,前往贵州黔东南最贫困的山区进行医疗援助,主动“上山下乡”。“我万万没想到,这一去,就呆了九年。”这就是中国史上第一支学生自发组织的医疗队,后被命名为“指点江山”医疗队。

吴老口述:那时候的“指点江山”医疗队

“毛主席派来的医生”

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平台,九年间,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感情上来说,都给我们很大的冲击。就如毛主席所说的“一穷二白”,赤裸裸的缺医少药,给我们很大的心理冲击。

刚开展医疗队工作的时候,我们前往原始森林地带徒步出诊,刚抵达一个小部落(现“昂英村”),马上发现一个患有嵌顿疝的农民。嵌顿疝属于急症,必须马上手术,不然时间久了,小肠很容易坏死。所以我们当时迅速就地取材,以木板为手术床,煲水消毒器械,施展手术。手术自然是顺利完成了,我还记得那时收取的手术费:仅0.27元

后来了解到,这位患者是当地最为有名的猎手,其父亲也曾因嵌顿疝被抬去县城医院,但在去医院的路上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抵达医院后,发现小肠已经坏死,术后治疗费用极高,身体恢复情况并不理想。因此,这位猎手非常感激我们,无需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却取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同时正因这件事,我们这支医疗队得到越来越多的信赖

图3. 吴老提供在苗家出诊的老照片

年资尚浅的我们曾经进行一例非常复杂,高难度的手术——26斤的良性卵巢肿瘤切除术。患者是一位18岁的军婚女性,肚子非常大,村民们都怀疑她生活作风差,有外遇。当时我们结合她的病史和触诊结果,初步怀疑是良性卵巢囊肿,其实心里在捣鼓:“会不会是恶性肿瘤,但其实她的体征并不像恶液质患者那般消瘦。”

那时候的我们,被誉为“毛主席派来的医生”。患者一家人都非常信任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为她做这个手术,我们便鼓起勇气接下这个手术。这要是放在现在,可不得了。毕竟我们仅仅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这种诊断不明确、手术风险极高的患者理应交给上级医院,可是患者家属却把这个女孩交到我们手里,可见那时候的医患环境是非常保护年轻医生的

除了来自患者家属的信赖,还有一件事让我非常感动。那时候是没有血库的,手术需要备血就必须捐血。当我们发出需要献血的消息后,苗家人非常热心,附近的筑桥工人纷至沓来,足有二、三十人来排队,场面异常热闹、轰动,虽然最后我们只抽了四、五个人的血,手术也顺利完成了,但这个场面一直让我很难忘

九年间,我从白内障到扁桃体剥离术,从胸科、普外到妇科、烧伤植皮,我做过大大小小的手术近乎遍布整个外科领域。这为我后来的学习和临床打下厚实的基础。

图4. 吴老在贵州山区开展手术

那时候的老教授

经过初期的努力,上一医的老教授们对我们的所作所为非常感动,主动协助我们,在医疗队成立次年,便派了十多人加入我们这支队伍。那时候的老教授真的是,对学术专注,对病人专注。

中国麻醉科的泰斗吴钰,那时的他已年过花甲,亲临贵州,直抵山区腹地,一天之内足足走了六十多里的山路。有一位随行的年轻护士偷看了他当日写的日记,“今天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走那么多路,有点低烧,非常疲劳,但也是一种锻炼。”听到这番话,大家都十分动容。

吴钰教授麻醉技术非常高超,每台手术都能够保证患者生命体征非常平稳,仿佛有在做“尸体解剖”的错觉。有一次,我协助我的导师孟承伟教授进行一台胸壁肿瘤切除术,肿瘤滋养血管丰富,分离期间出血越来越多。当时来我们医疗队的上一医教授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工宣队非常关注我们的一举一动,几乎每一场手术都会有工宣队在旁监督。为了不让工宣队误会和担心,术中孟承伟教授用英文求助于吴钰教授。吴教授随即把患者的血压控制到60/40mmhg,血压的参数已经属于休克状态。吓得我还叫出来:“啊……这……”孟教授用弯钳打我的手,呵斥我:“专心做手术!”

这是一种叫做“低压麻醉”的麻醉方式,血压降下来后出血量会明显减少,术野清晰可见,使得孟承伟教授得以迅速止血并且把肿瘤切除出来。待孟教授用英文说“好了”的时候,吴钰教授才慢慢地把血压升回来。由于那时候设备落后,这种麻醉方式风险是非常高的,吴钰教授是顶着工宣队的压力,冒着高风险,帮助孟教授度过难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合作。

感概

那时候的医护关系非常好,大家互相帮助。

那时候的苗家人非常真诚,医疗环境和谐。

第一年的时候,我们一滴油都没有(吃过)。

第二年的时候,我买了一头病牛,四块钱,宰了,请大家吃了一顿。

这九年,对我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也是我外科生涯中最初最好的积累。后来,“四人帮”被打倒了,我们这支“乌托邦”医疗队便解散了。

图5. 根据贵州网报道,2017年4月25日上海华山医院医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永信教授带领“指点江山”医疗队一行5人到剑河县人民医院开展医学交流活动。报道中还提到,“指点江山”医疗队是在1967年由上一医一批学子自发组织的医疗队,半个世纪过去了,曾在剑河南哨、太拥等地服务的“指点江山”医疗队的奉献精神,依然在继续。

留美三年·厚积薄发

与哈佛失之交臂

1977年,吴老从贵州返回广州后,被安排在广州医学院(现“广州医科大学”)外科教研组工作。为了能够去英语国家留学,学到更加顶尖的医术,本来已经拥有良好日语和俄语基础的吴老,选择重新学习英语,准备托福考试。

1980年,在广医系统中,与吴老一同获得公派留学资格的四人当中,其中一人便是钟南山院士。钟院士比吴老要提早八个月出国留学,在这期间,吴老一直在等待哈佛医学院附属的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的录取通知书,那是世界上第一家肾移植中心,所有泌尿外科医生都向往的地方。后来由于阴差阳错,不清楚哈佛录取程序复杂、等候时间漫长的他放弃了这个机会,次年受邀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博士后学位进修,与哈佛医学院失之交臂,这成为了吴老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不忘报国

谈及留美求学期间,吴老向笔者比划着:“落差很大啊,一下子从山区跳跃到世界顶尖的医疗中心。” 尽管如此,成绩优异的吴老凭借自己的实力获得两项科研项目的基金,保证了后续两位教授的留学经费。

恩师Hakala教授是吴老反复提及的在他留美期间的导师,是一位热情,大度的学者。留美三年,贴心的Hakala教授曾经推荐吴老前往他本该留学的医疗中心,进行参观学习,并且携吴老参加经皮肾镜技术的学习班。初次见识经皮肾镜取石术(以下简称“PCNL”),“刀都不用开,只开了个小洞,就把问题解决了!”这让吴老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把这个技术带回中国。” 

吴老口述:那时候的留美学者

铮铮铁骨金不换

在那时候,确实有一部分留学生不愿意回国。我自己也是手握两份课题,任务繁重,原本进修两年就必须回国,为了课题的后续工作,申请推迟了一年回国。Hakala教授一直非常希望我能够留在美国,拿到绿卡。当时,绿卡是非常容易拿的,实验室的印度裔同僚都拿得了,我对具体操作流程一清二楚。

那时候,(留美)正好差不多满三年,一位非常著名的北京医生留学加拿大后在纽约机场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来匹兹堡大学演讲的时候,大家都怀抱着好奇心去瞧一瞧此人。那就是一“造反派”的面相,振振有词地说许多来美学者都不愿回国,演讲的内容也大多无事生非,气得我当庭驳斥:“谁说我们不回国,我现在留学已经满三年了,正准备回去!”

作为学者是不应该参与政治的,我们拿着国家的资金出来学习只需要想着如何报效祖国,这种人没有感恩之心。恰恰也正因为这件事,激起了我回国的决心。

全国第一次PCNL学习班

1984年9月,吴老返穗,被任命为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广医一院”)副院长。他一心想要传授PCNL,马不停蹄地前往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进行全国PCNL学习班的前期筹备工作。同年11月,吴老在广医一院举办全国第一次PCNL学习班,参与人数多达一百人。Hakala教授作为主刀医生表演了两台PCNL,随后前往上海、北京、武汉进行巡回讲课和手术。

图6. 吴老与Hakala教授一同进行手术

吴老口述:那时候的全国第一次

筹备

其实我压根不知道当时广医一院的基础医疗水平是如何的,便前往全国各地开展筹备工作。后来才发现广医一院的医疗水平是非常糟糕的,夸张地说,它几乎是全国最小的三甲医院,什么(器械)都没有,甚至连手术所需的X光c臂机也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余安迪教授借给我的。无奈之下,我只能求助于Hakala教授。

Hakala教授不但在学习上帮助我,教会我手术的技能,而且义无反顾地协助我把PCNL带回中国,帮忙组织活动,筹备器械。当我实诚地告知Hakala教授当时工人医院的基础设施情况时,教授一口答应我:“没问题,我把全部东西都带过来,你只需要帮我准备地方安置就行了!”

Hakala教授为此找了许多器械商,其中包括最著名的storz公司,它提供了一支经皮肾镜和一台液电碎石机,而COOK公司则提供了全套的撕开鞘和所需的导管、导丝。那时候,COOK公司一套一次性耗材要两千多,一共25套,加起来要五多万了。在那个年代可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全赖Hakala教授帮忙。

结缘郭应禄教授

广医一院是第一站全国PCNL学习班,然后我们去了上海,逗留两天后,第三站前往北京。北京医科大学郭应禄教授曾经前往我所读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参观,也邀请了我的导师Hakala访华。因此,抵达北京后,郭应禄教授亲自接待了我们。

本来说好了要去北京医科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却被带来了一家企业医院。以前的医院环境并没有那么好,我们被带进一间病房是“大通铺”的,里面住着许多患者,其中一位进行PCNL术后患者,是上校级别的军官,术口已经放了肾造瘘管十多天。

原来我们在广州举办学习班的时候,他们在北京成功地做了全中国第一例PCNL手术,并且这一新闻还被刊登在《北京晚报》上,引起非常大的轰动,大家都争先恐后想来这家企业做PCNL手术,免除开刀的痛苦。

当时我知道这件事后,感到非常钦佩的,因为根据当时的条件,还没有照片和视频等便利的教学资源,郭应禄教授实际上并没有看过真实的PCNL是如何操作的,只能依照已发表的论文和自己的手术经验去进行摸索,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第一例PCNL的结石是在UPJ(肾盂输尿管连接处),肾盂大量积水,手术术野开阔,因此手术较为简单。但是,进行第二例PCNL的时候,问题发生了。郭老教授误判患者结石情况,加上肾盂内没有积水,手术难度增加。当他进行穿刺扩张的时候,导丝打折了,撕裂了肾实质,导致大量出血,郭老教迅速置入双腔尿管进行球囊压迫,止血效果良好,但是手术无法继续进行。

Hakala教授了解这个病例后,说:“It is a good case.”由于第二例PCNL患者已经放置了肾造瘘管,没有再出血,符合手术指征。Hakala教授便答应为这位患者再次手术,把剩下的石头取出来。

“我真的很佩服那时候的教授。”

进行第三例PCNL手术的时候,我们发现郭老教授用的是平板透视x光仪,辐射量是一般x光c臂机的十倍至二十倍! Hakala教授摇着手表态:“Don’t do that. Never do that!”

关于经皮肾镜技术,我是全国第一位将它系统地、正规地、科学地引进中国的医生。但是在这之前,例如郭应禄、余安迪等老教授,他们为了早期医术的发展,都做过许多尝试,许多牺牲,我们都应该要铭记于心。

使命

在本次巡回举办学习班过程中,我们并不仅仅只是为了PCNL技术的传播,还有TURP和输尿管镜技术的引进与学习。其实在美国70年代的时候,TURP已经成为所有泌尿外科医生必须掌握的基础技能,但是在80年代,我们中国毕业十年的泌尿外科医生连什么是TURP都不知道,这给我非常大的触动。既然我是公派留学出去的,就应该把国外先进技术带回来。

图7. 1987年,吴老举办第二届腔内泌尿外科学习班,首次将输液泵应用于输尿管镜的操作中。

广医一院的PCNL发展史

广医一院经皮肾镜技术经历三代人的努力。吴老回到广医一院开展PCNL并非一帆风顺,但还是坚持下来了。那时候,全国大大小小的医院如果想要学习PCNL技术,首选广医一院。师从吴老的李逊教授在Mini-PCNL技术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直到现在,曾国华教授作为广东省千百十培养对象,带领着广医一院泌尿外科团队发展SNP技术(Super-Mini-PCNL),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吴老口述:那时候如何发展PCNL

回到广医一院后,我继续开展PCNL技术。那时候的肾造瘘扩张器是非常粗的,足有一个手指大小,因此出血量非常大。由于我们对这项技术的运用还不是非常熟练,每一次进行PCNL术都需要备血,心惊胆战地完成。

1985年,美国FDA通过了体外震波碎石机专利。这种无创的方式迅速风靡全球,许多医院开始选择放弃发展PCNL。1987年,我国首次研发了国内体外碎石机,不久,全国各地的PCNL数量暴跌。毕竟对比操作难度高、风险高的PCNL,这种体外碎石更加容易实施,安全性更高,更吸引患者。

但是,我并没有放弃PCNL,始终坚持发展PCNL,每年进行约40-50例PCNL。因为我坚信碎石机始终不是万能的,对人体也是有伤害的,只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罢了。在这一片逆境当中,有两个病例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孔厅长:大结石,微造瘘。

一位患者是孔厅长,单侧肾萎缩,肾功能完全依靠另一侧肾脏完成。但是,另一侧肾脏的肾结石是一个足有小儿拳头大小的鹿角形石头,直径可达4、5厘米。已经在全国7家医院进行过体外震波碎石,每一次体外碎石术后都会高热,发生许多副作用,效果不佳。经由吴阶平老教授引荐,他来到广医一院进行PCNL。

这颗石头非常大,我当时很担心能不能把它拿出来。于是,我尝试了一个新方法。在c臂x光下先做一个f14的通道,用f14筋膜扩张器扩张,留一个鞘。再利用f12的输尿管镜去观察,确认结石后,由于当时只有超声波碎石机,而碎石杆直径为f9,不能用于输尿管上,我只能用f14的鞘固定好石头。另外将一根f9的超声波杆到肾结石处,一边踩着x光一边进行碎石,再利用水去冲洗术野上的碎石,稍大的石头则用钳子钳出来。

这个手术我们分了四次去完成,这是我微造瘘取石术的第一例。之前患者每次进行体外震波碎石术后,都会出现胀痛不适或低烧等不良反应。这一次术毕,患者当场夸奖,“吴院长,这个方法好啊!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感觉很好!” 

图8. 鹿角型结石,图片来自网络。

汤妈:微造瘘,多通道。

另外一位患者是汤妈,顾名思义汤省长的妈妈,83岁高龄,也是单侧肾萎缩。萎缩的这一侧肾脏是脓肾伴结石,三年前,由梅华教授和吴阶平教授一起进行的肾切开取石术,很可惜后来由于感染严重,肾脏还是萎缩了。这一次,健康的一侧肾脏也长出肾结石了,无论如何也希望通过微创的方式解决问题,保住肾功能。于是,汤省长的妈妈也是经由吴阶平教授介绍,来到广医一院找我做PCNL。

患侧肾脏结石部分为鹿角型结石,肾盂充满结石,其中,中盏和下盏各有一颗大结石,加之患者年龄高,身体素质差,手术原定计划是分两次择期完成。但是,当时手术室的环境是较为落后的,也不像现在这般管理严格。手术期间,汤省长直接走进手术室了,希望我能够一次性完成手术。同时,硬膜外麻醉下的汤妈液清醒地表示:“我没问题的,一次性做完它吧!”

我当时进行的是肋缘下穿刺,只能把下盏和肾盂内的石头取下来了,但中盏的结石处于平衡位置状态无法用一个通道取出。如果非要继续手术的话,就必须进行第二个穿刺,这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又进行了第二通道的穿刺,幸运的是,手术在一定的压力和意外下顺利地完成了,从此开启了多通道下微造瘘的手术方式。

Chinese-Mini-PCNL

1992年前,有了这两次手术的先例,我归纳总结了一个新型的微造瘘经皮肾镜术,后来我们称呼它为Mini-PCNL。这种术式基本上可以覆盖所有的适应症,通过这种方法进行手术,微创又安全,我曾在广医学报发表了论文,可是这个技术一直不被国外接纳和承认。

直到2002年,德国的一篇文章才提出了Mini-PCNL这个术式,实际上那时候我们已经实施了十年。国际腔内泌尿外科主席一行人曾经访华来到广医一院,他们非常惊讶,原来我们已经做了3千多例如此微创的PCNL,惊叹道:“这是Chinese-Mini-PCNL!”

到了2003年,我们手术经验和例数已经无法被超越,我的学生李逊和我总结了三十多年的微创泌尿外科经验,终于成文刊登于国际杂志上,而广医一院PCNL这段历史才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

图9. 1989-1992年,吴老创造性建立微造瘘通道,输尿管顺行取石术,现被称为“Chinese-Mini-PCNL”。

来自经历者的声音

PCNL的术式一直在更新与进步。从病因来说,患者身上的结石越来越小,越来越早被发现。从宏观来说,这是一个从大通道到小通道的发展过程。曾经是“手指大小”粗的通道,如今是“铅笔杆”粗细,仅f16-f18。我很欣慰自己从92年开始便遵循着这个趋势,研发了Chinese-Mini-PCNL,前后近两千人来我院学习Mini-PCNL,可见这个手术的安全性。2014年,遵循微创化的规律,SMP(Super-Mini-PCNL)被提出,中文亦称针形PCNL,管径仅为f4.5。

除了微创化的趋势,还有一个趋势正是医疗器械的完善,许多医院都在发展输尿管软镜,软镜可以有效在肾内进行无死角搜寻石头,并且损伤程度远小于硬镜。

先进的现代医疗辅助设备为医护工作者带来便利,PCNL穿刺方法却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在过去,我们只能在x光下进行定位穿刺手术。随着社会的发展,医护人员的职业暴露问题越发受到重视。x光对身体是极其有害的,我们开始提倡使用对医生辐射更少的B超定位,而且,B超对穿刺确实是有好处的,可以随时进行实时监测。

但是,在穿刺成功后放入导丝,只能依靠刻度置入,没有影视指标。其次,扩张通道也应该在x光下扩张才是最安全的。不管你的B超技术有多少好,如果一百例里面有一例患者因为定位不善导致肾裂伤,那你再好的技术也是白搭。手术应该是要安全第一,我最不认同的是为了避免辐射而罔顾手术安全。我提倡的依旧是x光和B超结合来定位才是最安全的。

鲜为人知的微创发展故事

广医一院的泌尿外科在全国广负盛名, 鲜为人知的是在广医一院在全国最早一批开展的还有腹腔镜技术、手辅助腹腔镜技术、单孔腹腔镜技术和胸腔镜技术。也正因吴老的开拓创新精神,才有了如今一脉相承的创新精神,才能够提出领先国际水平的Tubeless VATS理念。

吴老口述:那时候他科的微创技术

被嫌弃的腹腔镜

1988年,我用剩余的科研资金保送刘衍民教授前往美国深造,那时候家属是允许前往陪读的。恰逢89年是一个特殊的夏天,美国以允许所有留美学生政治避难为由发放绿卡。我十分担忧刘衍民教授就这么一去不复返呀!可是,刘衍民教授毅然选择回国。

刘衍民教授回国后,并没有回到普外科,而是在我底下的碎石室工作,研究微创的胆囊碎石术。那时候,他曾致力于经皮胆囊穿刺术,可惜由于容易造成胆汁外漏而放弃了。正处于瓶颈期之时,我偶遇了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

1990年,我被邀请担任香港内镜学术会议共同主席。期间我很荣幸听到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钟尚志教授分享他的文章,钟教授已经发表了60多篇关于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的文章,当属亚洲第一。看到这篇文章后,我断定它正是我们需要的东西,立马邀请钟教授来广医一院开展学习班,传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图10. 1990年1月,吴老主持腹腔镜下胆囊切除学习班,钟尚志教授为学员表演手术。

有碍于泌尿外科医生身份,术业有专攻,我便把主持腹腔镜学习班的工作让普外科去承担。本想着我作为院长送一份美差出去,却万万没想到遭到推拒。“这种东西,使不得。”当年许多教授十分不认同腹腔镜技术,认为这是对患者有害的。

腹腔镜学习班我铁定是要开的,全国第一例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表演还是在广医一院如期而至,场面空前热烈,参与的学员足有一百多位老专家。有趣的是,这场手术表演是由一个泌尿外科专家进行联络和主办,钟教授表演手术时,尚属碎石室的刘衍民教授负责一助。

在那之后,我自己也进行腹腔镜手术,那时候的腹腔镜器械并没有现在种类繁多,手术术野的观察只能依赖气腹,远没有开放手术时使用拉钩那般直观有效。针对这一缺点,我开展手辅助腹腔镜手术,4-5cm切口足以让一手伸进腹腔充当拉钩,另一只手使用腹腔镜器械进行切割组织,手术结束后,这个切口同时可用于标本取出,并不会增加患者创面。

说到这里,我有一个小遗憾。那时候我连续做了三例手辅助腹腔镜下输尿管癌根治术,可刚起步的时候,我决定前往祈福医院工作,而我的学生并没有就此继续发展下去。不然,广医一院微创史兴许还会有新的篇章。

图11.  2002年,吴老国内最早开展手辅助腹腔镜手术。

被哄抢的胸腔镜

到了1994年,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严秉全教授受邀来到我院进行胸腔镜下肺大泡切除术。那时候腹腔镜技术迅速发展,刘衍民教授的努力受到认可,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因此,当我们需要开展胸腔镜技术的时候,胸科两位老教授反常地积极争取进行这个手术。

而我当初认为新技术必须资源集中,把手术交给同一批人去做,不然广医一院很难发展得好,这意味着势必要牺牲一组医生。手术最终决定全交给了杨运有教授团队去完成,团队里面就有现在的院长何建行教授。

感慨

21世纪是一条很有趣的分界线。1984-2000年,想要发展微创的医生面临的社会环境非常艰苦,无人知晓。因为每一位外科医生当时都以自己的“那把刀”为傲,手术自然是越大越好,越能证明自己技术精湛。

而微创手术,只有解剖学是一样的。手艺完全不同,放弃自己多年的手艺去接受一项崭新的技术,这是非常难以割舍的,所以不会有很多人愿意跟着我们走。一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在做,那时候真的好孤独,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现在我还在做,依旧会坚持做微创手术,这几年我还获得两个发明专利和多项实用专利,设计了一套输尿管软镜的机械手和经皮肾镜穿刺辅助器,这样我就可以做到80多岁!

一直在超前的吴老

听完吴老一番精彩的故事后,笔者难免要问吴老对第一届ERAS & Tubeless 多学科高峰研讨会的期待,可是吴老并没有给出教授们一惯的理论性答案,而是浅浅一笑,表示早已实践过了,也失败了。

吴老口述:那时候的日康手术中心

加速康复正是日间手术的理念。在美国东部,有一个日间手术集团,你可以把他理解为一个门诊医疗机构,机构附近会有许多汽车旅馆,患者前一天晚上住在那些旅馆里面进行术前准备,第二天进行手术,术毕返回旅馆休息,有些患者当天便开车离开,有些患者住到第三天换好药再离开。这种手术模式覆盖率在全美高达70%-80%。

2005年,我在深圳南山区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日康手术中心,钟南山院士还给我题了词。奇怪的是,那时候,纵使是一向发达、观念先进的深圳市,纵使其卫生局相关领导也曾经是我的患者,感受过加速康复的好处,但是他们仍然对此中心仍抱有莫大的疑虑。在我开新闻发布会那天,我邀请了美国日康手术中心董事长讲课,敢于现身的却只有南山区卫生局局长。

根据规定,三级手术需要在正式医院才可以进行,PCNL属于三级手术,不能在门诊做。在我的坚持下,两位卫生局局长亲自检视日康中心,他们感概万分地表示,万万没想到一家小小的门诊部,其中小小的病房设备都是按照三甲医院的规定去完善,一应俱全。故特批我可以在此做手术,但也尽显我一人。

我在日康手术中心亲自做了两百多例手术后,特意写了一篇报告是关于中国日康手术中心的失败探讨。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虽然艰苦经营五年,但我始终坚信日康手术是一个趋势。

图12. 吴老博客中同时转载该篇论文,表示即使失败了,也希望能够把该理念传播出去。

开荒不止

我这辈子是开荒牛的命,喜欢开没有人开的荒,按时尚的讲法——“具有创新的思想”,总想走别人不敢走的路。比如,年轻时,我没等国家的统一分配,首先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组成一支上海医疗队赴贵州,到中国最缺医少药的少数民族山区,一驻扎就是9年。这是我国绝无仅有的一支医疗队!又如,留学美国三年后,回国第一件事,就是在我国开展微创泌尿外科技术,而且一干就二十五年。在中国,到我这种年纪还在行微创手术的医生,我相信仅此一人! 再如,2005年,我第一个在国内提出日康手术的理念并且创建在门诊机构上的日康手术中心,艰难经营了五年。现在还在执着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一段话摘选自吴老2011年接受的一次采访,已被他记载于博客当中,非常适合作为本次吴老故事会的总结。我们经常深深地被先进的医疗技术所折服,无形之中一直受着现代医疗的恩惠,殊不知每一项技术的引进、成长的背后都饱含着一群老专家穷其一生的奉献,或无名,或无禄,而他们依旧执着地前行着。

后记

AME曾追访广医一院泌尿外科主任曾国华教授,谈及吴老,他直言吴院长是一位非常包容和开拓创新的人。“在那个年代,他学有所成后,大可以独揽技术,做到‘一家独大’,而他却选择无私地把技术推广出去,举办学习班,才有了遍地开花的中国微创史,所以说他心怀很大。再者,引进一个技术是非常困难的,做手术形同表演,许多教授不愿意尝试新技术就是害怕做得不漂亮,担心出现并发症,丢了自己的颜面。可吴院长不一样,他有一颗热爱创新的心,不害怕手术做得不够漂亮,一次不行就做两次,两次不行就做三次,时间久了,手术技术便炉火纯青了,这是作为一个医生最值得肯定的。”

吴老这一颗创新的心始终尚未泯灭,至今仍然心系着中国微创。他用实际行动告诉笔者,不论功与名,他“这头牛”永远不会停下开荒的脚步。

最后,听一听,吴老给本次ERAS大会的寄语。

摄影/采访/成文:江苇妍,AME Publishing Company

编辑:许梦杨、严斯瀛,AME Publishing Company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