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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祖渊:医者不惑,“刀”手仁心

Published at: 2015年第1卷第S1期

王仁芳
关键词:

北京协和医院垂体疾病MDT团队访谈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在58年的临床生涯中,任祖渊教授用一言一行在践行着这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后辈们亲切地尊称他为任老。

他在颅脑肿瘤、颅脑外伤、脑血管病的外科治疗和功能性神经外科上均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他是历任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外科学系主任的任祖渊教授。

医者仁心

不让病人感觉无助

他总是亲切地拉近跟病人间的距离,去安慰病人。

一位老先生,被诊断为垂体囊肿,来门诊看病。

“家是哪里的。”

“那离北京不算远。”

“不要害怕,只是囊肿,不是瘤子,不是什么大问题,其他地方都很正常。”

任老随后给老先生做了基本的神经系统检查,边检查边聊天似的询问,“你今年多大了”“七十五”“攥住我的手,要使劲握,我比你还大近十岁呢。”

“攥住我的手,要使劲握”

他总是站在病人的角度,常常去帮助病人。

有位病人连同家属共五人,把诊室几乎挤满了。病人四十多岁,退伍军人,下身瘫痪多年,既往拟诊断为脊髓炎。任老看过带来的所有片子、病历资料,又给坐轮椅上的病人仔细进行了神经系统的全面检查,从头部到四肢,整个检查过程,病人非常地配合。任老认为病情复杂,可能不是简单的脊髓炎,还有其他病变的可能,甚至不是协和医院所擅长的领域。

最后,任老将自己所有的诊断和建议认真写在病历本上,谦虚地跟病人和家属说“我只能提出一些意见”其中一位家属听着有点儿着急“我从网上下载了您40年前的报告,都整理打印出来了”,任老和蔼地说道“病情比较复杂,还诊断不清楚,不能妄下结论的”,“脊髓血管病,宣武医院看的多一些”。任老为这个病人瞧病共用了44分钟。

任老为病人进行全面的神经系统检查

他总是有着严谨的临床思维,尽量去治愈病人。

一位60多岁的父亲,带着各种以前看病时的资料,从黑龙江来到北京,帮下半身瘫痪、大小便失禁的儿子看病,儿子39岁。“趁我们老俩个还能折腾动,不想放弃任何一线希望”,父亲非常沉重地说。当任老逐一看完几十张片子后,父亲发现病理诊断报告落在了宾馆,任老认为病历中的病理诊断也是很重要的参考。

“住的离医院多远?”

“那现在回去拿吧,来得及。小心点儿,别着急,路上注意安全!”

大半个小时后,父亲气喘吁吁地拿着厚厚一沓病历资料回到了诊室。

任老在门诊听病人阐述病情

他总是会履行对病人的任何一个承诺。

几年前,曾经有一位中年女性病人,因为颅骨头顶部肿物来门诊就诊。CT片子里肿物只显示出了一点,主要是因为头顶的位置,CT断层扫描的时候往往不容易扫描全,再加上出片时会隔几个层面选择一张放到片子上,并且没有颅骨骨窗像,所以任老只能推测良性病变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由于门诊的时间紧张,不能解决这种问题。很多时候,医生会让病人“到放射科打出更全的片子,下次门诊时,再拿来看。”任老当时说:“你现在的诊断还不是很清楚,我们再看看,你下周再来找我。”并把病人的病案号、联系方式记下来了。

任老在下次门诊之前,就给当时跟着一起出门诊的年轻医生打电话,“跟我一起去放射科看看那个病人的CT吧”。接到任老电话时,年轻医生非常地惊讶,震撼,他完全没有想到。当时,任老亲自带着年轻医生一间一间屋子找到的放射科的有慧医生。有慧医生从电脑里调出这位病人的所有片子,跟任老详细地讨论病情。

任老做的这些病人及家属并不知道。经过跟放射科医生的“小型会诊”后,下次病人再来,就能够肯定的给出答复了——良性肿物,可以暂时不需要进行手术,先观察,定期随诊。

任老说,各行各业的道理都是一样的,都是相通的,他习惯根据病人不同的职业,用通俗的比喻跟病人或者家属讲明白病情,让病人放下包袱,比如“良性肿瘤不会像发馒头一样很快就‘发’起来的,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定期随诊、检查就好”。任老常跟后辈们说“很多病人都是从外省大老远来到协和,基本都在当地做过很多检查了,不容易,不能三两句就把病人打发了。”任老还说,他习惯一定先把最重要的诊断结果放在最前面说给病人听。

任老带着年轻的神经外科医生出门诊

不惧艰难

拿起神外手术刀

1954年,任祖渊教授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1959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协和医院,当年由上海第二医学院分配来协和的医生共有二三十人。新来的外科大夫都要先到内科实习半年,训练基本功,要写大病历,亲自进行三大常规化验,然后再到外科的各科轮转。“轮到神经外科时,当时科里年轻大夫少,上级大夫都对我很好,我又愿意干外科,很自然就留在了神外,那时候想法很简单,没有想过一定要选择哪个科。”任教授说。

在西方医学的范畴内,神经外科大概是所有医学门类里最难、对医术医德和完美主义要求最高的科室之一。神经外科医生直接在病人的大脑上做手术,而人脑精密无比,每一个部位都有功能区分,有时手术刀偏离一毫米,病人就可能瘫痪。“大学时喜欢外科,那时候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外科大夫,可没想到是神经外科大夫。”当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并非任祖渊教授一开始就希望的。当时神经外科的前辈有冯传宜、范度、王维钧、尹昭炎教授等,任教授自年轻就好学、始终把病人放在第一位,跟着前辈专家们一路走过来,没有嫌苦嫌累过,继承了协和神经外科老一辈专家的衣钵。

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结构复杂,功能特殊,神经外科急诊多且重病人多。全世界的神经外科住院医师的训练都是艰苦而漫长的,任祖渊教授又恰巧碰上了特殊时期,十年文革期间,医院整体上处在较混乱状态,工作变得没有规律,但是神经外科的临床工作依然很忙,会负责很多急诊的病人。“白天忙完临床,晚上思想政治学习。”虽然大环境“糟糕”,但任教授始终坚持医生是他的根本“临床是最基本的,是专业,是为人民服务的本钱,我不去参加社会上的派系活动”,并且还经常劝说科里的年轻医生们“不要心神不定,要好好做手术,我们是医生,治病救人才是基本的原则”,那段时期,任祖渊教授仍带出了一批批更年轻的住院医生。也是因为文革,各方面停滞,1966至1985年间,连续18年,虽然任祖渊教授早已先后承担了总住院医生和主治医生的工作,但在职位和工资上一直还是住院医生,1985年才晋升为副主任医师。

早年的任祖渊教授  

承前启后

努力攻克垂体瘤手术

上世纪七十年代,垂体瘤还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药物,但是医院垂体瘤病人数量却在不断增多,受当时技术设备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够为每一位垂体瘤病人进行有效的手术治疗。如何才能找到治愈这些病人的办法是那时神经外科前辈们非常困惑的一件事情。前辈尹昭炎教授在图书馆文献中看到国外有“经口鼻蝶窦显微外科手术”治疗垂体瘤的报道,他根据文献中对手术器具的描述,自己设计了一套手术器械,再借用耳鼻喉科现有的一部分器械,1978年,在自己创造的简陋条件下开展了国内神经外科领域里第一例现代经口鼻蝶窦显微外科垂体瘤切除术。

自从尹昭炎教授完成第一例手术以后,神经外科为第一批垂体瘤病人进行了成功的手术。现在看来,当时的第一批病人很多是泌乳素瘤或肢端肥大症,典型症状是闭经不孕,“病人术后就能够怀孕生育了,很多病人把孩子的照片寄给我们,当时很受鼓舞”,任教授回忆道。

协和神经外科的现代经口鼻蝶窦显微外科垂体瘤切除术在冯传宜、王维钧、尹昭炎教授等前辈专家们的开创下,已经能够实现垂体微腺瘤的安全切除。上世纪八十年代,微腺瘤经蝶手术的治愈率已经达了国内领先水平、国际先进水平,比如库欣病的手术治愈率可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继承了前辈们的基础工作,任祖渊和苏长保教授又进一步改进手术方法,后来垂体大腺瘤和巨大腺瘤也都可以利用经蝶手术治疗。任教授曾在国内最早提出侵袭性垂体腺瘤的概念和垂体瘤腺瘤综合病理的新分类,最早提出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瘤(ACTH)细胞增生的论点。任教授说:“到现在,有的侵袭性垂体腺瘤也已经可以通过经蝶手术治疗。”

北京协和医院部分神经外科专家

左起:任祖渊、王维钧、冯传宜、尹召炎、苏长保、王任直

过去,进行垂体瘤切除的时候,术中除了要做到精准,医生还要被迫“吃”很多射线,因为术中对病灶的定位要依靠“C型臂”(可以透视和拍片)完成,如果定位不准确,位置发生偏移,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当C型臂推到手术台旁后,护士和麻醉师都可以离开,而主刀医生不能离开,要通过多次透视对肿瘤位置进行准确定位,那时候手术室没有铅衣等防护(早期,铅衣也仅在放射科才有几件)。除了手术时要接受射线照射之外,在术前诊断时也需要做脑血管造影、脑室造影等,医生都要冲在第一线,接受射线的考验。任祖渊教授说“那时候的神经外科医生做的真是比较艰难,我属于幸运的,熬过来了,有的医生就得了放射病。”

垂体作为一个复杂的功能性器官,调控身体多个器官的功能运转,其工作特别需要多科室协作。再加上神经外科已经开展了垂体瘤的手术,而且治疗疗效不错。1979年,开始由内分泌科的史轶蘩院士牵头,王维钧教授为副组长,组织医院的9个科室成立了垂体瘤协作组,基于临床中收治的垂体瘤患者,对垂体瘤进行了长达12年的研究,其主要成果《激素分泌性垂体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于1992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当年,史轶蘩教授和任祖渊教授等相关科室的多位专家,代表该项目参加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评选。

当年的申报书

自1979年开始尝试垂体瘤的多学科协作治疗模式,直到今天的垂体瘤MDT,一直都是协和垂体瘤治疗方面的良好传统。各科汇聚一起,经过讨论,明确诊断以后,制定治疗方案。在MDT的模式下,各科室分工明确,密切合作,可随时组织会诊,能为病人一次性解决垂体相关的问题,为治疗进行全方位的保驾护航。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协和医院引进了CT,之后又有了磁共振。随着影像诊断技术和术中监测技术的进步,垂体瘤的外科治疗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协和神经外科的垂体瘤治疗受到全国神经外科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多年来,内分泌科一直是协和医院的优势学科,收治了大量的垂体瘤病人。在垂体瘤的手术治疗方面,神经外科从早年尹昭炎和王维钧教授的白手起家,到任祖渊和苏长保教授的传承发展,再到现在王任直主任及更为年轻的专家们的不断发扬光大,协和医院神经外科在大量垂体瘤手术的基础上,积累了丰富的手术经验。不断研究改进手术技术的同时,在推广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小型学习班到2012年组建的“中国垂体瘤协作组”,影响力已经遍布全国。协和神经外科的几代垂体瘤研究者们,积极组织和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一直在为国内垂体瘤外科治疗向规范化迈进不懈努力着。

精益求精

倾注毕生心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任祖渊教授工作最为繁忙的时期。先是担任神经外科主任,然后是担任外科学系主任兼神经外科主任。在医院和科室管理工作繁忙的情况下,他并没有减少临床的时间投入。任教授说:“我认为,临床也是我的重要工作,只要病人需要的时候,我就应该去。”采访中,类似的话任教授反复说了多遍。听科室的后辈们说,“协和医院占据了任教授生活的差不多70%的时间,除了回家睡觉吃饭,其他时间都在医院。我们来的时候,任教授早已在了,我们走的时候,他还没走。”

担任协和外科学系主任时的任祖渊教授

一位国外著名的作家曾说“对于神经外科医生来说,撇下家里的客人去做紧急开颅手术,没人会说什么,但如果说我得把客人撇在客厅到楼上写作去......”,这样远高于常人的工作要求,早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神外医生的“标签”。

“从难从严”是任祖渊教授对做每一个手术时的共同要求。

从年轻到已成为业内非常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任老每次上手术前都要认真翻看资料,对照着片子,结合解剖知识,分析可能会遇到的所有困难,推断术后可能会有的后果。任老说“比如瘤子有异位,将原本的血管和神经挤到一边了,解剖就变了,这就要提前考虑到术中的变化。”

神经外科手术一旦出现问题,就是大问题,任老说。神经外科大夫在手术台上,要眼观六路,主刀医生更要把控住手术时机,因为任何一个小的失误,对于病人来说都可能是终生遗憾。“细致、稳重”是任祖渊教授从开始走上手术台就给自己定的标准。

任教授担任神经外科主任的时候,除了手术,他还会关注着病房的一举一动——要手术的是哪几个病人、术前准备到位了吗,对于近期要进行手术的病人,周末也都会抽空来病房看一眼他术前的状态。任老说“神经系统的疾病复杂,真会有病人出现术前查房时‘叫不醒’的情况,不容忽视。这些严谨的科室传统,至今在神经外科还保留着。

神经外科的手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神经外科手术必须精准,哪怕是在缺乏先进的诊断技术,术中无法对肿瘤进行精准定位的情况下,手术要求也丝毫不能降低。“不像打开肚子以后,大家都能看清,可脑子里不能打开看。尤其对于肿瘤来说,比如垂体瘤,术前就要弄清肿瘤的大小、侵犯到哪里了、旁边有什么重要神经和血管、如何避免出血、如何避免误伤神经……神经外科的特点是术中变化快。因此,跟其他外科大夫相比,对神经外科术中突发情况的处理能力要求极高,经验的培养也需要更长的实践和逐步体会的过程。”神经外科的后辈们说,任老做手术的最大特点是稳重,非常重视手术的安全,这是神经外科手术的根本。

我们好奇任老一生做过多少病情凶险、术中处理难度大的手术,任老却只平静的说“很多。”,并没有描述具体的处理过程。后来,从科室的后辈们那里得知“真正的高手,从来不说自己是高手”,“大佬做的手术太多了,经常从困难、危境中周旋,对于年轻医生来说是印象深刻、惊魂未定,但在他们看来也许就像家常便饭,不值一提。”

早年,媒体对任祖渊教授的报道

从神经外科自王维钧教授指导开展大鼠垂体移植实验研究开始,就已重视开展基础和临床相结合的研究,后来任祖渊教授带领科室参与了国家八五、九五、十五攻关的课题。任教授非常重视科室科研能力的提升,“神经外科大夫不能光做垂体瘤的研究,也需要进行脑血管病和脊髓病等相关方面的研究”,主张年轻医生要积极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1993年,任教授亲自带着年轻医生从填表开始,一步步地申请到由协和神经外科负责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垂体激素(ACTH,GH等)缺如的基因治疗实验研究》,后来,科室申请科研项目就容易多了,课题也越来越多了。

“临床科学是一种经验科学,如果缺少临床作为根本,科研再好也是在沙土上建楼,没有牢固的根基。”所以,在做好科研的同时,任祖渊教授永远把后辈的手术和临床技能的培养放在第一位。任老非常注重临床,认为只有在临床中才能及时发现病人的很多早期变化,才能引发主动思考、查阅资料、寻找方法。

倾囊相授

传递协和求实严谨作风

“我的手术都是任老和苏老手把手教的,亲自教我画切口,做错了,他都会帮我改。“王任直教授微笑着说,”任老是最愿意讲的人,一边手术都会一边跟后辈讲关键步骤,每次必讲,不厌其烦,大家也都愿意听他讲。”

幸兵医生也对此印象深刻,“从开始的画切口,摆体位,到手术结束的缝皮,任老会一直盯在旁边,直到我能完全够独立手术。”幸医生又满怀深情地补充:“有任老在旁边看着,我心里踏实。”并微笑着说:“他还问我‘幸大夫,你觉得我啰嗦吗’我说我不觉着您啰嗦,您不说是不关心我了,您说是为了我的成长。”

姚勇医生是2001年来协和神经外科的,“科里开任何会议,任老和苏老都会过来,从头坐到尾,默默地支持。当遇到一些疑难问题时,我们不知如何解答的时候,他们都会用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为我们解释,毫无保留。”姚医生说:“作为后辈,我们非常幸运,任老和苏老两位老人家身体硬朗、思路清晰,能够经常出现在临床,这是我们的福气。有他们在,我们心里有底。”

“任老在门诊上会把病人的病历写的非常详细,之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前后对比是怎样都要写清楚。跟着任老出门诊两三年,自己写病历的水平有了很大进步。”协和神经外科的李智敏博士认真的说道,“开始的时候我认为门诊时间紧,病历写差不多,能明白就行,病人一般又不会关注医生对症状的描述,往往只关注医生最后给出的处理意见,但是,任老每次都会一点点地仔细跟片子比对,把我写不对的划掉重写,会逐字逐句的挑问题。”

任老总跟年轻医生说,片子上是“不太规则、边界不太清晰”不能写成“形态规则、边界清晰”,体征为“可疑阳性”不能写成“阳性”,有疑问的地方一定不能写成肯定,并且在疑问的地方打问号,如果碰到跟放射科不同意见的地方,要标记出,打问号,写出疑问所在。这样,如果病人回来复查,则不需要再跟病人询问以前的情况,况且就算他能回答,有些症状也不一定是当时真实的情况,而病历上却能一目了然。李博士非常认可的说:“虽然当时写的时候会麻烦一些,但是对于病人的随诊来说会省去很多时间。”

“只有这样的过程,协和写病历的内涵才会传承下来。”李博士补充,“日常中,任老能触动到我的地方非常多,虽然‘协和精神’这四个字没有办法具体描述出来,但是能从任老身上感受到这股劲儿的存在。”

任老与神经外科的后辈们

任老为协和神经外科事业的发展倾注了一生的心血和汗水,如今已过八旬,仍然坚持每天来医院,查房,出门诊,有时候还坚持上手术台亲眼看后辈们为病人手术。

哪怕是看看周围的环境,看一看后辈们的日常,五十八年来,协和就是任老生活的一部分,无法割舍。

不仅是任老严谨的态度和精湛的手术,还有他对于神经外科的坚持,他把专业当成毕生追求事业的精神,这些都是无形中带给年轻医生们的宝贵财富。

现在,在东单三条,人流窜动的马路上,还能见到任老骑自行车上下班的身影。

致年轻人

“跟其他学科相比,神经外科比较年轻,是非常有发展前途的学科,但是需要我们更多的努力。老一辈神经外科人的敬业勤奋,对专业的执着追求和对病人无私关爱的精神是需要我们很好继承的。

随着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随着神经外科技术的提高,希望年轻一代的神经外科医生能做出更好的成就。”

任祖渊教授

原籍浙江东阳市,1934年9月出生,1959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疗系,同年分配到协和工作,我国神经外科资深专家,从事神经外科工作58年,医教研经验非常丰富。

主要著作:发表经蝶显微外科切除垂体ACTH腺瘤治疗Cushing病等医学论著72篇,参加黄家驷主编的《外科学》、王忠诚主编的《神经外科学》和《神经外科手术学》、蒋朱明主编的《外科病人水和电解质平衡》、方圻主编《实用内科学》、吴阶平主编的《医家金鉴》,朱预主编任祖渊副主编《内分泌腺肿瘤外科学》,《疑难病例分析(丛书)》任祖渊主编外科分册等著作编写。

采访:王仁芳 AME Publishing Company

成文:王仁芳 AME Publishing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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