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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觉初:遇见放疗,相守一生

Published at: 2015年第1卷第S1期

关键词:

北京协和医院垂体疾病MDT团队访谈

1957年,风华正茂的周觉初刚刚从上海市第二医学院毕业,分配到了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放疗组,自此,放疗成了她一生的事业。世事变幻,而她却一生不曾离开过协和,不曾离开过放疗。

周教授在协和六十年,师承于胡懋华、谷铣之、李鼎九教授等国内放疗界泰斗。时代变迁,时光荏苒,周教授为协和放疗的发展坚守、奋斗着,一直与协和放疗共进退。改革开放初期,她力挑重担,任协和医院放疗科首位科主任。

如今,与协和放疗科风雨同行几近一个甲子的周教授,仍心念科室,仍密切关注着放疗领域的点滴进展。

采访手记

在高楼耸立、喧闹的一片商业街中,有一组老建筑,她卓尔不群又和光同尘,像一位历经风雨的睿智老者,用和蔼的目光看着你,如一汪清泉,洗去了一身浮躁,心一下就静了下来——这就是历经百年的协和医院,协和放疗科的大本营也在这里。

进入老楼,穿过古老的楼道及楼道里的或坐或站着的患者、家属,在如同迷宫般的老楼0层里绕过几个弯后,笔者来到北京协和医院放疗科的会议室。

两扇老式木门,二十几平米左右近乎方正的屋子,多年磨损而已有些光滑水泥地面,一张多年前的简易会议桌,一组装满档案袋的简易书柜,一张老式极简置物桌,一面挂满了放疗科老照片的墙。周觉初教授跟我们都就着会议桌周围的椅子坐下来。

刚落座,周教授就谦逊地说:垂体瘤项目(激素分泌性垂体瘤等临床与基础研究)啊,史轶蘩教授是最主要的人物,可惜她不在了。尽管史教授已逝世四年有余,我们仍能从周教授简单的言语中感受到她对史教授的丝丝怀念和敬佩之情。

年过八旬的周教授身上氤氲着一种医者的慈悲和蔼。

编者按:周觉初教授是承接了协和放疗几代人的老专家,在长达数小时的采访中,周教授从放疗与垂体疾病的治疗谈到了自己的从医之路,谈到了协和放疗的历史……娓娓道来,聊到动情之处,还不由得流露出激动和兴奋之情。

1、放疗与垂体瘤治疗

周教授介绍,过去,激素内分泌性垂体瘤(简称垂体瘤)是很难治疗的疾病,手术难度大,风险大,北京协和医院(以下简称协和)的垂体手术开展得较晚。“最早耳鼻喉科做过少量手术,后来也只有外科才敢‘动’那里。生长激素等药物治疗方式是后来才应用到垂体瘤治疗中,与药物的‘广泛治疗’不同的是,放疗可以相对精准地对准肿瘤,所以放疗在垂体瘤的治疗中起了较大作用。”

垂体瘤是需要开展多学科综合治疗的一类复杂疾病,为了借助MDT多学科协作的力量,探寻提高垂体瘤诊疗水平、改善患者预后的途径,在史轶蘩教授的带领下,协和内分泌科、放疗科等8个科室于1979年正式组建成立协作组,对垂体瘤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前瞻性系列临床研究,在垂体瘤的病理、发病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该项目最终于1992年荣获国家和卫生部科学进步一等奖。

至今,放疗仍是垂体瘤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放疗对三种功能性垂体瘤——生长素瘤(GH瘤)、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瘤(ACTH瘤)、泌乳素瘤( PRL瘤)和无功能垂体瘤的疗效都是肯定的。

垂体位于大脑底部中央,放疗时需要考虑射线对周围正常组织以及垂体本身功能的影响,再加上不同垂体瘤对于放疗敏感度的差异,要想为患者制定合适的首选治疗方案,就需要采用MDT多学科讨论的模式,将相关科室汇聚一起,各科室各抒己见,最终使治疗达到让患者满意的效果。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尝试以来,实践证明垂体瘤治疗的MDT模式使患者及参与治疗的医生获益非浅,值得推广。”周教授说。

2、与协和结缘

服从分配

“既然被分配到这里,那就踏实工作,虽然开始会有不情愿,可也无二心。”

周觉初教授大学毕业时是希望从事内科相关工作,第一志愿也不是协和,却机缘巧合被分配到了协和放射科放疗组,就这样一待就是一辈子。

“被分配到放射科,我没有思想准备,报到时,科主任说‘你就跟着负责放疗的谷铣之教授吧’。这更出乎我意外,因为之前大学没有学过放疗相关基础知识。其他医生来协和,被分到放射科,往往都先做诊断。我却直接进入了放疗组。

放疗在当时还是一个比较新兴的学科。

国内那时还没有自己的参考书,大家参考的还是英国的一本专著,直到1983年,谷铣之、刘泰福和潘国英三位教授主编了《肿瘤放射治疗学》,国内才有了自己的放疗学参考书,这本书现已增订到四版,仍是国内放疗学界的主要参考书。当时,国内专门从事放疗的专家很少,如南方的吴桓兴、张去病,北大医院的梁铎等。

协和的“住院医师”

“住在医院,管病人、看书、吃饭、睡觉都在一个楼。”

周教授刚来协和时,全院各科管病房的住院医生就住在15楼的三层(女)和四层(男)。治疗组在10楼二层,6楼二层是放疗与其他科合用的一个病房,食堂就在老楼0层。“楼上睡觉、中间看书、学习、管病人、楼下吃饭”,医生的吃、住、工作都在医院,再加上当时医院的伙食条件好,厨师手艺高,伙食费每月仅12块钱,因此也不用惦记着每天回家了,周教授和其他医生都基本一两周才回家一次。时科室的殷蔚伯和李鼎九医生等都要跟着大家一起工作、吃住在医院。可谓真正的“住院医师”了。

“那时候要求非常严格,直接带领我的是李鼎九大夫,让我管六个病人,最多时借床,可达到12个。他要求我必须先记住患者的姓名以及病案号,因为仅有患者名字没有病案号不能给护士开医嘱,并且如果需要外出拿药,处方单上也要有病案号,甚至包括患者的病史也要背下来。”

“闯祸”

“刚来协和就闯了祸,李鼎九大夫却没有对我严厉责备。”

1957年底,刚参加工作的周教授在观察病理切片时觉得显微镜的视野不清晰,拿下镜头擦拭,不小心将镜头摔在了地上。她当时非常害怕,原以为这次“闯祸”定会受到责备和处罚,不曾想当时的上级大夫李鼎九却宽慰她说:“没事儿,没事儿”,让尚且年轻的周医生倍感温暖。

后来这台显微镜周教授一直没舍得丢弃,多次“搬家”也未丢弃,至今还放在放疗科。

当年那台显微镜

接下来,周教授围绕协和放疗科的历史、科室现在的发展情况及对科室未来的期望与AME展开了对话。

协和放疗科 · 历史

AME:在协和建院之初的几十年里,放疗曾经达到过鼎盛时期,那时候的大概情况?

周觉初:早在1920s协和创办之初已经开始了放疗工作,1925年孙中山先生曾在协和接受术后镭疗,当时协和的放疗是å国内最早、最完善及最具规模的,那时候协和有以谢志光教授为首的国内放射学奠基人。到1930s初,协和医院放疗的设备和人才都近一步完善,成为了中国临床放射学的中心,成为了培养放射物理、放射生物学人才的基地,那时候有徐海超教授等国内的放射物理学家。

发展到1950s,协和放疗科达到鼎盛时期,那时科室的硬件配置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各类专业人员近20人,能够治疗各类良、恶性肿瘤,每年的病例上千人次,同时也培养了大批专门从事放疗的医师,我也是那段时期加入协和的。

AME:1958年协和参与组建医科院肿瘤医院,您亲历了那个阶段,当时的切身感触?

周觉初:在时代大背景下,1958年国家组建肿瘤医院(原日坛医院,现在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协和放疗科的主要设备和人员都参与组建肿瘤医院,都被调走,协和只勉强留下了刚毕业的我和李翠兰医生,继续从事放疗工作(不久,李即离开了协和)。

当时,胡懋华教授坚持“协和医院一定要有放疗专业,如果没有了放疗对于整个医院来说定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害”。是在胡教授的坚持下,保留了协和放疗组。

当时的放射科主任是胡懋华教授。科内分诊断与治疗两组,1958年肿瘤医院迁走,治疗组保留了部分设备——一台苏联180kv深部治疗机和100kv浅部治疗机,后来又从皮肤科调来一台接触治疗。

后来谷铣之教授曾跟我开玩笑:当时就怕周觉初来肿瘤医院要回2台接触治疗机。“当时我还是个刚毕业的学生,不懂,也是真不知道可以要回机器”,我们知道,设备机器对于放疗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没有好的设备,什么也做不了。

从1958年至1960s初,当时已在北京医院工作的刘明远教授应胡教授邀请过来协助和指导我们的工作,他每周来1-3次,但经常会随时被“请”回北京医院。

有一次,他正在协和为患者治疗,北京医院说那边有特殊患者,每次像这种情况,刘教授也只好赶紧回去。

1960s在胡教授的主张下,新引进了2台匈牙利的机器,包括一台固定治疗机和一台当时较为稀缺的旋转式X线治疗机。后来又添购了一台苏联钴60治疗机。为了增强协和放疗的实力,胡教授还调来了多名医师和技师。苏学增、许福熙、樊兆昇、吴桂兰、何家琳等都是那时来放疗科的。

苏学增教授1963年来放疗组后采用的主要治疗手段是钴60加X线机体腔管照射,那时大量晚期、其他医院不敢接收的宫颈癌患者来到协和治疗。1969年,苏教授跟随他爱人被“下放”大西北。1966年,许福熙医生被调回到上海。中日医院成立时,樊兆昇医生被调到中日医院放疗科。

AME:艰难时期,您有没有想过放弃,有没有想过离开协和?

周觉初:1958年肿瘤医院成立时,谷铣之教授曾想把另一位高年资医生留在协和,但胡懋华教授却把我留下。我一直不明白为何选择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几乎是独自留在了协和。

跟协和放疗科比,当年刚成立的医科院肿瘤医院放疗科是独立科室,规模大、发展空间大、各方面条件好。那段时间很多同行“贴大字报”要求去医科院肿瘤医院,我没贴,既然分配到这里,我就选择安心工作。

AME:1960s初直到文革结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特殊时期,那时候协和放疗的情况?

周觉初:那段时期,受国家大环境的影响,放疗科大量工作受到了影响。

从1957年反右开始所经过的系列运动,协和均悉数被迫参与其中,遭受的最大重创是“文革”时期,当时医院改名叫“反帝医院”,不仅学科带头人,连普通医师的发展也受到影响。我曾参加医科院医疗队到河北怀来一年,还多次参加短期劳动,到郊区养鸡、植树。几十年期间,我一直拿着五六十块的工资,没有晋升。是后来才晋升的主治医师。

文革后期,周总理签字,救回了一批被下放的医学专家。当时有一部分原来协和专家都选择去了肿瘤医院,其中包括苏学增教授。

AME:在没有如今先进设备情况下,早年协和是如何做到精确放疗的?

周觉初:记得是1984年,胡懋华教授为放射科申请了一台CT诊断机和一笔科研资金,利用这笔科研资金引进了一台二维放射治疗计划设备与它配对,安置在了门诊楼对面。

与现在的精准放疗不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今天的先进放疗设备,但那时协和放疗已经做的相对很精准了,主要是靠精确计算“物理剂量”、解剖定位、透视下定位、三野照射等来实现的。

我们初来医院时候最先需要学习的就是放射治疗物理学,是协和的老物理师林玉玺教我们如何计算剂量、如何准确的对准肿瘤。所以,现在如果去协和院史馆还能看到放疗科医生们精心保留下来的人体各部位的横断面解剖图,当时是用来供医师计算放射剂量时作参考。

并且,早年协和有自己的工厂,很多实用且独特的医用工具都是自己制作的,那个年代的准确放疗也是通过借助这些工具来辅助做到的。比如检查耳鼻喉的灯,类似手电筒,能直接照到咽部,用以方便地查看咽部情况;还比如工程用的计算尺、计算物理剂量用的剂量仪等。【聊至此,周教授不由得笑着说:“1958年肿瘤医院刚成立时,那会儿,我还特害怕肿瘤医院来人拿走这些东西呢”。】

计算尺

AME:1985年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带领大家成立独立的协和放疗科?新科室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发展如何?

周觉初:1958-1985年,分别是由胡懋华教授和张铁梁教授先后任放射科主任。

胡教授一直非常重视协和放疗组的发展,她一直坚持协和医院一定要有放疗。 1985年,胡教授郑重跟我说:我不能替放疗发表意见了,你也不能再依赖我了,放疗该独立了。是在国内形势驱使和胡教授的鼓励下,放疗组的人员成立了独立的放疗科。当时只给13人的编制,属于协和医技科室里面最小的科室。

科室建立后,1985年我们引进了法国CGR公司生产的ORION5单光子直线加速器、模拟机及PTW, MP2剂量测量仪,使放疗科在硬件设施上提高了一大步。那时候医院经济能力有限,机器和仪器的维修没有交给厂家,这方面的工作都是请肿瘤医院的袁增慰老师(毕业于清华大学,是维修医用加速器的专家)帮忙,因为袁老师也是初次接触法国设备,因此他通常一边研究一边维修,投入了很大精力。在此阶段,殷蔚伯教授曾每周一次来我科指导工作。

袁老师的太太早年患恶性葡萄胎脑转移,经协和治疗,存活至今。所以他与协和有感情,积极帮忙。据肿瘤医院年轻人说,那一阵从袁老师家路过,都会看到他家窗子上贴满了我们加速器的图纸,他就是这样来研究和帮助我们,使我们能顺利地开展工作的。

CGR加速器

1997年左右,放疗科扩建,曾借用普仁医院(原来的北京第四医院)放疗科继续开展门诊,用该院的加速器和北京医院的定位设备治疗患者。1998年购置加速器、模拟机和治疗计划系统。1993年时,购置了荷兰进口的后装机。1999年装了瓦里安高能直线加速器,同年全部人马搬回协和,随后患者也逐渐增多。

2000年以后,张福泉接任科主任,放疗科在器材、设备、人员等方面都有了更快的发展,随着设备技术的进步,放疗更加精准,进入了精确治疗阶段。

周觉初教授与张福泉主任

协和放疗科 · 现在

AME:听您介绍,协和放疗科最早是有病床的,现在还没有?

周觉初:1957年我初来协和时放疗科曾有少数病床。后来1958年协和参与组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至今一直没有病床。事实上,管理病床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需要有足够的的医、护团队,另一方面更需要医院方面的大力支持。

现在,在没有病床的情况下,协和放疗科采用“各科病人住各科的模式”,有时也会跟其他科室借,借用最多的是中医科的病房,放疗与各相关科室协作良好。

以前我科的医生虽是医学院毕业,但没有经过专业临床培训。而现在的年轻医生不同了,都是医学院校毕业的八年制学生,有内科学背景。我相信今后在现任科主任张福泉教授的带领下,很可能会考虑组建放疗科自己的病房。

AME:作为前辈,您对今天放疗科在业务能力上给予的评价?

周觉初:四个字:高质高效。对待患者上,礼貌、体贴,理解他们及家属的痛苦;对待治疗上坚持细致、严格的作风,坚持治疗计划审查批准程序和每周查房制度。坚持设备日检,周检,月检和年检,坚持每日进行剂量检测(目前国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医院能做到)。他们继承着协和的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精神。为保证患者治疗,自2000年以来每晚加班,治疗设备一般从早上八点工作到凌晨十二点,甚至有时到凌晨三四点。

夜间安排治疗,对于一些路途遥远的患者也的确非常困难,甚至有些患者白天在门诊时候答应好的,待到夜间甚至凌晨来治疗时候,患者也会有不满情绪。此外,由于患者需要按照顺序排号、排队来接受治疗,加上北京交通非常拥堵的实际情况,他们也难免会出现迟到的情况,这也都会给工作都顺利开展带来不少麻烦。

AME:听说您也曾建议转一部分患者到设备条件等同的医院接受治疗,可转不出去,患者为何坚持选择协和?

【就此问题,笔者也曾问过科室的其他医生,他们说“在门诊的时候已跟患者沟通过——因为患者数量多,可能需要排队到半夜才能接受治疗,并且放疗科没有病床。” 

科室资深专家何家琳教授也感慨:经过劝说,患者在门诊上已答应去附近医院接受治疗,免得排队到半夜赶来太辛苦,可有的患者甚至走在了半道,又回来了。】

周觉初:我是曾建议转一部分患者出去。可患者不愿意走。

协和放疗科的医生都能做到“对患者谦和、仔细、礼貌”,我认为这是使患者愿意在这里治疗的根本原因。

如今的协和放疗科,除了设备条件比较先进以外,在张主任的带领下,全体医务人员是真正把患者当作衣食父母,在像给自己亲人看病一样为每一位患者看病。

协和放疗科部分医生

周老对年轻医生的心里话

放疗科面对的大都是肿瘤患者,且晚期较多,患者和家属难免在心情和心理上都比较急躁,因此希望年轻一代医生能将放疗科的一些好传统传承下去——对患者非常耐心的服务态度。

很多人认为“当大夫,就要搞临床,不接触临床的大夫都不算是大夫”。放疗不同于医院的其他科室,是临床和医技的高度融合。是一门发展很快的新学科,是迄今为止医学院难以成立的课目。如今,来了很多8年制的博士后,这对于协和放疗科的发展是个好兆头。

协和放疗科发展到今天,初具了规模,在行业中有了一定的声望。主要是近十几年来在张福泉主任领导下,全体年轻人坚定信念,不辞辛苦、共同努力,团结协作而得到。这一成绩要倍加爱惜,不断发扬。

放疗仍在快速发展,也还有很多需要探索的地方,希望年轻一代能将自己所学应用到放疗中、推动放疗事业的进步。

请与放疗相守一生!

周觉初教授

原籍浙江省诸暨市,1934年1月出生,自幼在北京读书,小学、中学和大学分别毕业于师大二附小、笃志女中(曾用名笃志学堂、后改名女八中、一五八中,现名北京市鲁迅中学)和上海市第二医学院。

在北京协和医院从事放射治疗临床和研究六十年,是协和知名专家,有丰富的肿瘤放疗临床经验和很深的造诣,开展了难度较大的放疗技术如:全脑全脊髓照射,全身照射,斗篷照射等。参加“激素分泌性垂体瘤等临床与基础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译著有《胸和纵隔肿瘤》、《垂体前叶瘤》、《软组织良性病》,《脊柱肿瘤的放射治疗》,《甲状腺病的放射治疗》等。

采访:廖莉莉 王仁芳 钟清华AME Publishing Company

成文:王仁芳 AME Publishing Company

采访地点:北京协和医院放疗科

特别鸣谢:AME Publishing Company廖莉莉女士为本文成文给予的指导,北京协和医院放疗科张福泉教授、何家琳教授、李楠医师为本文采访、成文及图片提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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