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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 专访|葛坚教授:引领学科前沿之路的“四大宝典”

Published at: 2015年第1卷第S1期

黄晓曼 , 王嘉慧
关键词:

编者按:《眼科学报》创刊于 1985 年,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山大学主办、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承办的一本国家级医学期刊。自 2015 年 11月起,由 AME 出版社负责出版发行。AME 编辑有幸邀请了现任主编葛坚教授进行了访谈。访谈中,葛教授不仅分享了他对眼科发展的独特视觉和青光眼的治疗现状和宝贵的实践经验,更是通过回忆自己的科研临床之路,总结了之所以能走在中国眼科发展前沿的 “四大宝典”, 同时给了中青年医疗工作者一些科研方面的建议。《眼科学报》迎来了一个新的开始,葛教授对《眼科学报》的未来发展寄予了深深厚望,希望《眼科学报》能代表中国眼科领域目前最好的载体,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学术特色。

1、首先您可否总结分享中国现代眼科领域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自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成立后(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相继成立11个专业学组。历经50年发展,全国眼科医生据称已达35000多人。眼科领域的杂志,像《中华眼科杂志》、《中华实验眼科杂志》,《中华眼视光杂志》,《眼科学报》和《国际眼科纵览》等亦如雨后春笋,中华眼科学界呈现一片繁荣之势。我国眼科界对国际眼科界最具标志性的贡献为1956年汤非凡与张晓楼教授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分离出沙眼衣原体。中国步入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眼科学已成为发展最快的临床专业之一。在临床方面,中国眼科医生已掌握所有国际眼科界主流技能,且患者数量数倍于国外,在国际眼科界应已取得“话语权”。我国的赵家良教授、赵堪兴教授、黎晓新教授及王宁利教授接连被选为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在临床基础及基础研究方面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近年来文章不断刊登在 Nature、Nature communication、Stem cells、Nature Genetics 等国际一流杂志上。亚太眼科学院大会(APAO)秘书处永久落户于广州中山眼科中心,国际眼科界逐渐有了“中国好声音”。据 WHO 资料,如将未经矫正的屈光不正计算在内,则常见致盲性眼病顺序如下:近视眼、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视网膜黄斑病变、沙眼或河盲。后两者目前尚不足以成为中国常见致盲性眼病。常见致盲性眼病是继肿瘤、心血管病之后位列第三位严重危害人类生存质量的疾病。国内眼科界围绕常见致盲性眼病及视障眼病开展基础研究取得了进展,引起国际同行关注。中国独特的眼科临床发展景观是地区间眼科发展水平参差显著,地区间的眼科医生素质及技能差别明显,地区间眼科资源配置差距更大,一些大中城市已聚集了绝大部分的眼科资源,而边远地区,基层地区、广大农村地区的眼科资源极为匮乏。令眼科医生担忧的数字是:中国盲人已达 500 万之多,占全球盲人总数的 18%。每年新增 45 万盲人,其中 50% 因白内障致盲,失明是可逆的、可复明的。而作为评价公共卫生指标之一的每 100 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CSR),美国高达 5500,尽管中国的 CSR 在 2015 年能达到 1400,差距依然巨大。中国现有 200 万急需白内障手术者,每年又新增 40 万白内障患者,绝非技术及设备原因造成上述状况,而是急需培养合格的能做白内障手术的眼科医生。

2、作为国内青光眼诊治方面的专家,可否请您介绍以下国内青光眼的研究进展?哪些因素制约了青光眼的治疗?

总体来说,中国青光眼的研究进展聚焦在近十年,国内青光眼的发展基本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眼科临床与科研者一直致力于提高临床诊疗水平和质量,掌握新技术和新方法,以期为患者提供治得好、瞧得上、买得起的医疗服务。我国青光眼患者存在基数大的特点,可以说在某些医疗技术方面,中国医生掌握得更加娴熟。如果按 1% 的患病率估计,我国患原发性青光眼至少 1400 万,加上继发性青光眼患者,这会是个巨大的数字。青光眼是一种终身性疾病,青光眼患者诊断后需与青光眼共存。青光眼不像白内障术后即可复明,它不能根治只能控制。我国的眼科医生青光眼的临床诊治能力是不亚于国际先进水平,但目前我国眼科拥有的精益仪器设备几乎都是进口的,这是制约我国领先世界水平的关键因素,如白内障超声乳化仪器、青光眼手术所需设备等都是国外研制国内引进的,我们的发展水平自然就不能成为第一。科学研究的原创性只有金牌,没有银牌和铜牌,创新不够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创新不是想不到,是做不到。创新是一套体系,首先要有深厚的土壤和健全的制度,而后就是良好的氛围和统一的共识,全民认识到创新则是社会进步的阶梯,配套鼓励措施也至关重要,另外还要允许和宽容创新失败。例如,我国去年白内障手术量达 150~200 万例,在手术数量上可能会超过美国,但超声乳化技术和设备却始终是美国原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本应有责任和义务多些原创,不仅仅在规模上,更应该创造一些其它国家没有的东西。我国先进医疗设备基本没有原创,直接影响到我国眼科的科学研究。另外科学研究的生产动力也是一个制约因素。自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的科研情况确实明显改善,医学技术在应用上基本可以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但是现在有学术浮躁、急于求成的现象,并非只是为了解决临床问题和科学问题而从事科学研究,而是为了发文章而搞科学研究,这是个问题。

 

3、说到科学研究,葛教授您从事眼科临床及研究工作 30 余年,发表了很多学术著作,取得了卓越的荣誉成绩,您可否给中青年医疗工作者提点科研建议?

首先你学会适应-Adaptive,即达尔文进化论的“适者生存”。现在我国的考评制度要求你发表文章,你只能学会适应,除非国家考评制度进行改革。但是在制度没改之前,你就要学会适应这个制度,抱怨没用,愤怒也没用,忽视更没用。适应就是要学会运用身边, 所在单位的有效条件来帮助你进行科学研究。第二,尤为重要的是你要掌握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科学研究的普遍规律和普遍观点是没有中国特色的,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都要掌握基本的科学观点,科学思想。科学研究如何进行都是有普遍规律的。从最简单的选题开始,选题如何选,这选题该不该选,选题后如何收集资料,演绎归纳下一步如何进行,无论是临床研究,还是转化医学研究这都是有普遍规律可循的。 第三,要学会担当。既然你选择了读博士走科研这条路,那么就不应该抱怨,就应努力学习和工作。第四,就是不断学习。在读的研究生要学习,博士也要学习。不但他们要学习,我们也要学习。社会是不断变化和进步的,不学习就意味着落后。大学里学的东西你可能早就忘了,社会在快速发展,掌握基本的框架和学习方法是硬道理。比如说如何从繁杂的现象中找出本质的东西,如何用简单的有效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这是学习能力的一种重要体现。第五,要讲究文化。大层面就是文化,小层面就是教养。你起码要有教养。有文化不等同于有教养。有文化不在于你读书读多少,读书多的人不一定有文化,读书少的人未必没文化。有教养是你就要学习书本之外的知识,学习如何待人接物,沟通交流。特别是医生,要和患者沟通交流。这两年我国医生收入提高了,物质生活改善了,但也要讲究教养。教养和教育程度,和收入不成正比,但影响社会环境和教育氛围,这是和科学研究相关的。另外,充沛的研究经费很重要。前人说“科学研究是富人的游戏”。只有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衣食住行”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哲学思考和科学研究。你所处的研究平台也很重要,这个平台可以满足你科学研究的基本需求,给你配备高水平的设备和研究团队。最后,对科学的敏锐性和努力尤为重要。临床和科研直觉和灵感可以让你从错综复杂的事物中分辨出主要矛盾。科学研究没有天才,所谓天才就是“一份天才,九十九份汗水”。

 

4、首任名誉主编陈耀真先生曾经在《眼科学报》创刊词中写道 “《眼科学报》旨在沟通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眼科学术思想交流眼科学界经验, 介绍眼科科研成果。 她必将是一座我国眼科学界联系世界眼科学同仁的友谊之桥。” 请问眼科学报在国际交流中是如何发挥其桥梁作用?

《眼科学报》创刊于改革开放初期的 1985 年,在此之前国内外交流严重后滞,是陈教授提出了这个与时俱进的想法。据我所知和史料记载,陈耀真先生是中山眼科医院创始人,他在美国取得了化学博士学位和 MD 学位,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唯一一个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受过完整眼科住院医师培训的医生。1924年~1934年十年期间,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学习。陈教授的父亲陈联祥也很优秀,他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化学专业。抗战期间,陈耀真教授从齐鲁大学到华西大学,50 年代再到广州。1965 年 10 月,陈教授等就创办成立了中山医学院眼科医院。当时全国就只有天津和广州两家眼科医院。广州眼科医院属于国家特批,是第一间中国高等院校附属眼科医院。1983 年,中山医学院中山眼科中心成立,这是陈教授借鉴美国经验,将临床和科学研究、防盲治盲三位一体结合,即眼科中心包含眼科医院、眼科研究院和防盲治盲办公室。1982 年,我是当时眼科医院唯一的研究生,陈教授是我导师的导师。陈耀真是中国现代眼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大家可以查查历史,他和他的夫人毛文书被并称为中国眼科界的“居里夫妇”。他们是不朽的,也得到了传承。陈教授是第一代,我的导师周文炳教授是第二代,李绍珍院士是第三代, 陈家祺教授是第四代,我是第五代,刘奕志院长第六代。1985 年,陈教授夫妇组织召开了我国首次国际眼科学术会议,云集了 400 多位世界各地著名的眼科医生。更值得一提的是,“奥比斯”飞行医院 1982 年的首航就是在广州,陈教授就是幕后推手,当时在白云机场停留了一个多月,带来了当时国外先进的眼科技术。广州可谓是中国眼科现代化的起源地。《眼科学报》的创办也更好的促进了国际眼科学术交流。我们曾经拿着《眼科学报》与全世界约三十几本杂志进行免费互换,既节省了大量资金,又促进了国内外眼科界学术交流,扩大了中山医科大学的影响。

 

5、作为《眼科学报》现任主编之一,请问您对杂志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期望,学报如何继往开来?

我想《眼科学报》应该代表中国眼科领域目前最好的载体,国外专家可以通过学报了解到中国眼科学的资讯和发展。《眼科学报》要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学术特色,能够及时报道和介绍当下中国眼科界领先的临床、教学、科研等,让更多的国际眼科专家了解中国的眼科。现在 Acta Ophthalmologica Archives of Ophthalmology, Journal of Cataract & Refractive Surgery 等期刊都有简化中文版,外国人想到了在中国传播他们的眼科发展,我们更应该如此。另外,国外著名期刊的栏目“Editorial” 、“Special comments”、“Focus”、甚至“Controversy” 等都在向眼科领域有建树的专家约稿,发表一些有引领性的文章,分享他们独到的观点和经验。国际著名期刊 Science、NatureCell 这方面做得很好。另外,杂志也需要丰富板块,比如分科学基础、临床研究、转化研究、病例讨论等进行交叉融合,以便让更多的医生和学者开卷有益。

 

6、您和您团队曾获得了973计划等多项学科项目基金、世界青光眼协会“高级研究科学家奖”(“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奖),亚太眼科学会“最高学术奖”(“De Ocampo”奖)等荣誉,相信这些奖项背后有许多难忘的故事和成功因素,这里可否请您简单分享一下?

这些奖项不单是对我个人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眼科中心研究团队的肯定。我本人兴趣比较广泛,除了平时的临床工作外,我对科学研究、社会人文和各类文学等都有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尤其自己对研究的兴趣一直没有改变。我和我的学生交谈:“现在你们学习新知识和新东西很快,不过你们和我最大的区别是兴趣不广泛。兴趣要培养,兴趣意味着机会。” 第二就是我坚持了。我用了很多时间,付出了很多汗水,并且坚持下来,那么就会比别人做的更好。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实验室,我都会很用心的花时间做些与临床工作相关的资料收集。有时候晚上会加班,当然这不是痛苦的加班,这是源于我的兴趣。第三,我对学科前沿比较敏锐。这有利于我把握住学科的方向,跑在学科前方。我会时刻跟踪当下所谓的 cutting-edge,即前沿性有前景的科学研究和临床研究。第四,我有一个长期稳定的研究方向。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青光眼视神经保护、干细胞替代治疗和近视眼发病机制。中山眼科中心是全世界用灵长类恒河猴建立近视眼模型进行研究的单位之一,研究对青少年近视眼的发生机制,并对发生机制进行干预。我们相继获得了较多国家和省部级的科研基金资助。其中,2007 年我获得了我国眼科学第一个 973 项目基金(即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国家拨款 2700 万人民币,组建了一流的研究团队,进行致盲性眼病研究。此外,中国眼科学第一届基础研究大会是在广州举行的,当时我是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的副主委,受到主委委托举办首届眼科基础大会,这主要是学习美国一年举办两次会议,一个是偏重临床的美国眼科学年会(AAO ), 另外一个是偏基础的视觉科学研究的美国眼科大会(ARVO )。

 

专家介绍:

葛坚教授,1952年12月生。医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主任,眼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眼科学会青光眼学组组长。现任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眼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终身名誉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学分会副会长,广东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亚太青光眼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委暨循证眼科学组长,SCI 期刊 Mol Vis 共同主编,《眼科学报》主编,《中华眼科杂志》及《中华实验眼科杂志》副总编。

从事眼科临床及研究工作30余年,在青光眼诊治、白内障超声乳化与眼内窥镜激光治疗疑难青光眼、干细胞研究、近视眼防治等方面有较高的造诣。所领导的团队相继获得了973计划(首席科学家)、863重大专项、卫生部临床重点学科项目、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重点项目基金等多项基金的资助,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及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项十余次。截至目前,单独或与他人合作发表论文330篇,其中SCI收录论文140篇。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眼科手术学》第三版、《临床青光眼》第二版、卫生部统编八年制《眼科学》教材、教育部五年制《眼科学》教材和《现代青光眼研究进展》。已培养博士研究生71名,已出站博士后8名,其中17人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人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分别获得“首届中山大学名医”、“全国医院优秀院长”、“广东省优秀院长”、“中华眼科杰出成就奖”、“中国医师奖”、亚太眼科学会“杰出服务奖”、中美眼科学会“金钥匙奖”、世界青光眼协会“高级研究科学家奖”(“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奖)和“突出贡献奖”(Recognition Award),澳大利亚政府“杰出创新奖”(“Excellence in Innovation”奖),亚太眼科学会“最高学术奖”(“De Ocampo”奖)等荣誉。被《中华眼科杂志》评为2000-2015年间中国眼科界高学术影响力(H因子)专家之一。

 

采访编辑|黄晓曼,王嘉慧,科学编辑,AME出版社。

doi:10.3978/kysj.2014.1.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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